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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发英武正气 很小的时候，宗璞就开始背诵诗词。父亲冯友兰会给她选一些诗，每天早晨背上书包在母亲床前背了再去上学。宗璞还读了很多儿童读物，她读过《格林童话》《爱丽斯漫游仙境》，而在小孩子中流行的《七侠五义》《隋唐》《小五义》《水浒》《荡寇志》，她也都读了。宗璞甚至还看了不少成人读物，八九岁时就读了《红楼梦》，看到林黛玉死，哭得泣不成声。 童年的阅读，尤其是诗词对宗璞的影响是巨大的。1944年，15岁的宗璞就写了一篇关于滇池月光的散文并在刊物上发表。此后，她开始尝试创作小说。1948年，宗璞的短篇小说《A．K．C．》发表在《大公报》上，她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1957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红豆》。小说描写女大学生江玫和银行间少爷齐虹之间的爱情悲剧，突现出宗璞在特殊年代对青年爱情观的人文关怀。这为宗璞赢得了声誉，也带来了麻烦。《红豆》被打上“毒草”的标签，她无奈搁笔，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陆续写了《弦上的梦》《三生石》《我是谁？》等作品。 宗璞的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都写到了“文革”。在《1966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中写到很多知识分子被批斗、被迫自杀，对这些人的遭遇，宗璞无疑是同情的，但她自己是坚强的，——她不仅在被批斗和羞辱的巨大痛苦里，选择了坚强地“活下去”，而且还对那个时代发出了尖锐的质疑：“而这一切，是在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世界，以后还不知怎样地荒谬，怎样地灭绝人性！”这就启发和促使我们要在更深的层面去反思那一段历史。 有一部作品，对于宗璞来说，这就是她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七七事变”后，一大批教授、学者在战火硝烟中跋山涉水，把西南边陲造就成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圣地”。宗璞随父亲冯友兰南迁，就读西南联大附属中学。当时西南联大毕业学生从军者有800余人，宗璞目睹了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认为“如果不写上这一笔，就是不完整的”。滇西战役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次重要战役，十分辉煌，长时间被埋没，被歪曲。抗日老兵被审查，流离失所，翻译官被怀疑是特务，他们徽章上的号码被说成是特务编号。“把这段历史从尘封中磨洗出来”被宗璞视作自己的责任。小说包括《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四卷。从20世纪50年代起，宗璞开始动笔，如今60多年过去，前三卷已陆续出版。其中，《东藏记》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一方面，宗璞通过规模恢宏的小说叙事来写抗日战争，写我们民族的深哀巨痛；一方面宗璞热情讴歌中国知识分子毁家纾难，先公后私的爱国情怀。这样一部作品，没有出现在充满豪情的男儿笔下，倒是宗璞写出来了，令人惊叹。作家王蒙曾评价《野葫芦引》：“喷发着一种英武，一种凛然正气，一种与病弱之躯成为对比的强大与开阔。” 在文坛上，宗璞是一面以自我生命守护中国文学真火的旗帜。近30年，她在病中笔耕不辍，以至真至纯的文学结晶为时代立言。从写《东藏记》开始，宗璞的视网膜脱落，头晕频频发作，半边身子麻痹，只能在助手的帮助下口述成文，7年才写完。《南渡记》写完，父亲去世了；《东藏记》写完，先生去世了。经历了更多死别，又经历了一些大事件，对人生的看法更沉重了一些，对小说结局的设计也更现实，更富于悲剧色彩。宗璞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她“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 宗璞最大的困难是写战争。她经历过战争的灾难，却没有亲身打过仗。她害怕凭借材料只会写成一般的报道。困惑之余，书中澹台玮、孟灵己年轻的身影给予宗璞极大的启发。用人物统领材料，将材料化解，再抟、再炼、再调和，就会产生新东西。宗璞诚心诚意地烘托书中人物，用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烛照全书，一切就会活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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