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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面引进与推进传播学或美国传播学研究，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尽管冷战正热的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已将美国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参与的《报刊的四种理论》翻译出来，供内部批判，而八十年代大规模展开的恰恰是施拉姆一路的冷战传播学，与此同时，欧洲传统的批判研究则门前冷落车马稀。其间，一个看似矛盾的情况是，美国传播学被视为客观普适的科学，而欧洲批判理论如传播政治经济学，则由于同马克思主义道统关联密切而被视为非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一状况与趋势，就是常说的“去政治化”。去政治化有两类，一是不讲政治，不问政治，不关心政治，一是去掉一种政治，再讲一种政治，即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而无论如何，结果是“趋美国化”与“去政治化”的汇流，渐渐构成今日传播学的总体格局，中国如此，他国亦然。 我们需要重新反思的，就是这种总体格局。一方面，当初适用自身需要的美国社会科学包括传播学，由于陷入自娱自乐的内卷化，越来越失去思想的活力与学术的敏锐。另一方面，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样一路传播学在整体思路上是否束缚了我们的学术想象力与创造力，对迅速发展、急剧变化的中国来说，其核心概念与基本理论是否足以有效地解释现实，有益地改变现实？正如不止一位学者指出的，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中国传播学基本无法与当代中国及其传播实践展开生机勃勃的对话。原因何在？除了美国传播学自身的生命力萎缩、解释力下降等因素，关键恐怕还在于这套学术话语的理论预设与核心关切，即使不说与中国社会大相径庭，至少也是颇异其趣。 美国传播学源于二战前后自身的一系列社会历史语境。如果说美国经济学的理论预设是利益最大化，政治学的核心关切是分权制衡，那么传播学的理论预设与学术关怀可归结为实用主义的观念形塑。如政治传播的形象塑造、商业传播的品牌营销、文化传播的价值推广等，说到底都致力于实用哲学基础上对人的观念的影响与塑造。 既然如此，那么假如超越这一理论预设与核心关怀，以开放的学术视野、鲜活的问题意识审视中国社会及其传播，是不是能够发现全新的、被遮蔽的核心问题呢？如果说经济学的中国血统是经世济民，政治学是小康大同，那么传播学的关键词可否归结为理想主义的世道人心呢？具体说来，自古及今，中国人的传播行为及其观念在个人层面讲求正心诚意，在社会层面讲求将心比心，在天下层面讲求心心相印，而这一切无不关乎人心或世道人心。从世道人心的视角入手，也许更能深切洞明地切入中国社会及其传播肌理，从而把握人间正道与传播正道。 反思中国传播学也好，重构中国传播学也罢，归根结底无不基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逻辑，正如美国传播学无不基于自身历史传统与文化逻辑而繁衍生息。因此，只有真正了解中国，才能明白传播何为。（摘编自李彬《重思中国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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