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其一 西来烟障塞空虚，洒遍秋田雨不如。 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穷苦自招渠。 无人可诉乌衔肉，忆弟难凭犬附书。 自笑迂疏皆此类，区区犹欲理蝗余。 其二 霜风渐欲作重阳，熠熠溪边野菊香。 久废山行疲荦确，尚能村醉舞淋浪。 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首人间忧患长。 杀马毁车从此逝，子来何处问行藏。 注释 ⑴疲苶（niè）：困惫。南朝宋谢灵运《过始宁墅》诗：“缁磷谢清旷，疲薾慙贞坚。” ⑵乌衔肉：用黄霸典故。《汉书·黄霸传》说，黄霸为颖川太守，派了一个年长的廉吏出外察访，嘱咐他要保密。这个廉吏不敢住宿邮亭，只好在路边弄饭吃，却碰上“乌攫其肉”。这事被人看见，告诉了黄霸。那廉吏察访回来，黄霸一见面就向他慰劳说：“你真辛苦了，在路边弄饭吃，老鸦衔走了你吃的肉！” ⑶犬附书：用陆机典故。《晋书·陆机传》记陆机在洛阳，常靠一条骏犬和家里人往来传达书信。 ⑷杀马毁车：用冯良典故。《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 创作背景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这两首诗是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其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於潜县南二十五里。”（於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熙宁七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於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 赏析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组诗作品。这两首诗是熙宁七年苏轼将离任杭州通判之时，因捕蝗至於潜，写给弟弟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第一首写捕蝗所感，第二首着重写山行疲惫之感。组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特别真切动人。 第一首写捕蝗所感。首二句写蝗灾严重情况。飞蝗成阵，像弥天塞地的烟雾自西方蜂拥而来，虽秋田急雨，也比不上它那样迅猛、密集。苏轼这年十一月到密州任上，《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追叙这段情况说：“轼近在钱塘，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其至於潜，又有《戏於潜令毛国华长官》诗说：“宦游逢此岁年恶，飞蝗来时半天黑。”此诗用一“塞”字、“遍”字，极写蝗势之烈。 三四两句痛斥当时官吏蓄意隐瞒灾情，不顾人民死活的罪恶行为。当时京东一带的某些地方官为了献媚执政，美化新法，公然隐瞒灾情，虚报“蝗不为灾”，甚至还宣称蝗虫能“为民除草”。诗人对这种鬼蜮行径，义愤填膺，他在《上韩丞相论灾伤书》中用自己亲身见闻，大声疾呼地加以驳斥说：“自入境，见民以篙蔓裹蝗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凡三万斛。然吏言蝗不为灾，甚者或言为民除草。使蝗虫为民除草，民将祝而来之，岂忍杀乎？”诗中“新法清平那有此”二句正是针对这一事实，为民请命，发出的愤怒呼声。诗人用揶揄的口吻说：既然你们矢口否认事实，说什么新法清平，一切都好，蝗虫不但不能为灾，反而会帮助农民除草；但蝗灾却是铁的事实，否认不了；那么，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只能说是我这个倒霉鬼给带来的了！这是十分荒谬的逻辑。三四句喷薄而出，如闻其声。 五六句说为官辛苦，欲诉无门，因而更加思念亲人。“乌衔肉”用的是黄霸的典故。苏轼用此事，说自己此次因捕蝗入山，风餐露宿，深感为吏之苦，欲诉无人，因而很想和苏辙谈谈；而山川阻隔，寄书无由，这就倍增痛苦了。“犬附书”用的是陆机的典故。二句用事精切，对仗工整，增加了语言的表现力量。 七八句又回到捕蝗的事上来，说虽然满腔义愤，欲诉无人，但仍然想要“理蝗余”，努力做好蝗灾的善后工作，这股傻劲，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可笑了。苏轼的可贵处，正是这种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要坚持为人民做好事的积极精神。他晚年在写给老朋友李公择的一封信上说，他“虽怀坎壈于时，遇时有可尊主泽民者则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一个伟大诗人，是需要这种献身精神的。 第二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苏轼用冯良之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两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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