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钱钟书先生的交往 邹士方 20世纪80年代，听闻大多数外国友人到中国来有三个愿望，一是登长城，二是游故宫，三是见见钱钟书。但是见钱钟书先生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钱先生晚年闭门谢客，养病读书，辞掉许多社会职务，不出席任何会议，不仅外国人见他很难，就是天天在北京的中国人也很难见到他。而我却有数次机会拜访并与先生深谈，实为荣幸。 1987年4月27日，我第一次拜访钱钟书先生是贸然而去的，事先没有联系。因为听说他恃才傲世，杜门谢客，不接受任何采访，如果事先打招呼，十之八九要被拒之门外。 那是一个暮春的下午，当我忐忑不安地按响南沙沟钱先生寓所的门铃时，一个高亮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来了！”门随之被打开，一个在心目中已很熟悉却又陌生的钱先生出现在眼前：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一身驼色中式裤褂；眼镜片后机敏的双眸闪着探寻的目光，浅浅的笑意浮在唇边，一副乐观、大度、潇洒、睿智的样子。 当我说明来意，老人不紧不慢地说：“今天不行，我这儿有外宾，明天下午吧。不要采访，咱们随便聊聊可以。”他的声音高昂，显得底气很足。没想到仰慕已久的先生这么痛快地与我约定时间，虽说不让采访，但总算有个长谈的机会。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而至。钱先生微笑着从内室走出，山南海北地同我聊起来。听说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就询问起北大的老教授冯友兰、吴组缃、季羡林等人的情况，我一一作答。开始我还有点拘束，后来见他不拘形迹，谈笑风生，我也逐渐变得自然了。 钱先生谈锋甚健，出语机智幽默，对晚生后辈循循善诱，使我受益匪浅。 我们还在一起合了影。回来后我将与先生的合影放大两张，一张贴在白纸上。 这年10月，我的美学著作《朱光潜宗白华论》在香港出版，1988年初我给钱先生邮去一册并附信请求指教。书寄出后，我想先生那么忙，大概不会给我什么回音。没想到3月却收到他的亲笔回信，用钢笔书写： 士方同志： 来函奉悉。我去年八月即患病，迄今尚未痊愈，春节前才出院回家，遵医嘱谢客谢事。尊著早收到，未能及时答谢，抱歉！数月来函件书刊寄来者，债台高筑，尚无精力一一处理。乞谅我老病幸甚！我对朱、宗二先生著作，涉猎甚少，实恐无发言权也！草此 即致 敬礼！ 钱钟书 3月6日 钱先生抱病复信，以礼相待，实事求是和谦逊的态度令我感动！ 1988年11月23日，我与钱先生又有过一次长谈，那也是一个下午，在钱先生寓中。 那天我叩门后，出来的是杨绛先生，她对我的突然造访似有挡驾之意：“钱先生病了，正吃中药呢。”正在进退两难之际，不想钱先生循声出来，一看是我，就善解人意地打破尴尬：“不是那么回事，请进！” 宾主落座后，钱先生解释说：“我很长时间开会都不去，不见客，你今天来是‘瓮中捉鳖’。”他大笑。我也笑，在笑声中我刚才那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说到兴奋处，先生开怀大笑，眼睛眯成一条线，一条腿架到另一条腿上，一只手不停地做着各种手势，优哉游哉！潇洒极了！却并不让人感到放纵无度。 他谈了对另外一些名人的印象和看法，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十分直率。他谈到历史学家黎澍先生，对黎先生十分推崇，他说，这几年老朋友、老同志故去的很多，他一般的追悼会都不参加，唯独参加了黎澍先生的追悼会。这一切使我看到一个真实的敢说敢怒敢恨敢爱的钱先生。 先生生以前不让我写他，现在我忍不住还是写了他！好在我谈及先生的成就也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我想，先生地下有知，当不会怪罪于我吧！ （选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