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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长——钱穆先生 叶龙 钱先生究竟是怎样一位学者呢？新亚同学曾从不同的角度，描写过钱先生。今摘录几段，让大家对他可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我们的院长个子并不高，身体也说不上胖。夏天他爱穿一套白丝绸的衫裤。出去时，就套上一件灰绸子的大褂儿。冬天，他穿的是为我们全校同学所熟悉的那件蓝棉袍。至于西装，他只偶然的穿那么一两次……他述说目前青年对历史观点的错误，他说的是那么幽默而激昂，一阵阵的笑声充满了教室。但笑过了之后，我们细细地回味他的话，又是如此的沉痛。” “他的仪态使人感到和蔼可亲，却又肃然起敬。他是一个富有人生情趣的人，常常和同学在一块谈天，即使是青年的爱情问题，他也可以和我们谈出劲儿来。然而，当提起当前民族的忧难、人类的危机时，他的表情便马上呈现出内心的沉重……” “钱先生在讲学的时候，全神贯注，有声有色。如讲《庄子·逍遥游》一篇时，他所表现的姿态与神情，真是大鹏逍遥于空际之气象，扮演之贴切迫真，使人的心绪也随之而遨游……在登山旅行中，钱先生常常是健步如飞地跑在前头的。” 钱先生娴于辞令，当他讲学时，抑扬顿挫的声调加上喜怒哀乐的神情，因此很能够引人入胜。每一堂课，总常常博得满座的笑声，有时也感动得使人流泪。因为钱先生对于古老中华，有着说不出的爱；对于深远的中国历史文化，更有着说不出的敬重。 中国历史是钱先生最亲密的伴侣。当初钱先生为要证明梁启超先生“中国不会亡”这句话，他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地研究着中国历史，结果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我认为中国不仅不会亡，甚至我坚信我们的民族，还有其更是伟大光明的前途。证据何在呢？我敢说，我这一个判断，固然是挟着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感成分，然而并不是纯情感的，而是经过我长期理智的检讨，而确实有其客观的证据的，这证据便是中国以往的历史。” 钱先生认为如果要研究世界人类的文化和世界人生以往一切经验的话，最可宝贵的一部资料，就要推中国史。但是他又很感慨地说：“论历史本身，中国最伟大；论历史记载，中国最高明。但论到历史知识，则在今天的中国人也可说最缺乏。”所以钱先生常常呼吁国人应该知道以往中国的历史，不但要知道，而且还要对以往的中国历史有温情与敬意。 钱先生著作等身，其中《国史大纲》可以说是钱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在该书自序中钱先生记有这样一段话：“（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秋，卢沟桥倭难猝发，学校南迁，余藏平日讲通史笔记底稿数册于衣箱内，挟以俱行……余以是稿未毕，滞留蒙自，冀得清闲，可以构思。而九月间空袭之警报频来。所居与航空学校隔垣，每晨抱此稿出旷野，逾午乃返，大以为苦。”从这段轶事中足见钱先生对这部书的爱护和对中国历史之视如珍宝。 钱先生看中国历史独具慧眼，当他讲解时往往发表前人所未曾阐述的精辟见解。他纠正古今学者对中国历史的错误认识和看法；他常常提出两个以上的论证来确定某一种古制度的存在是真的。对于历史上的古人或者一种政制的是非之论，他决不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他说，我们决不能以今人今日的地位来批判古人或古代政制的得失，乃是要用客观的处在当时环境的立场来得出正确的结论。 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幸福是钱先生常常关心的话题。钱先生认为战争不能解决国际问题，原子弹和暴力的征服也绝不是谋求世界和平的快捷方式。他说：“惟有实行中国的道义才可使世界和平，世界上任何一民族，没有能像中国这样大，这样久，这因中国往往在最艰苦的时候，能发挥出她的道德精神来挽救危机……中国以往文化精神正在此，以后的光明前途也在此。也惟有发扬中国的道德精神，才能挽救世界战争的危机，而趋向和平幸福的途径呀！”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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