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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徐中约 徐中约先生已于2005年作古，但是这部《中国近代史》，英文原著已出到第六版，中文译本也已经十余次印刷，被美国四百余所大学的历史系定为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 书里书外，都是大历史。 徐中约出生于二十年代上海一个殷实之家。但是，他刚上中学，就遇到时代和社会剧变。“卢沟桥事变”发生，家国不保，从此他不得不走上一条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由于战乱，他就读的燕京大学迁到成都。日本飞机随时来袭，警报拉响时大家不得不到郊外，或农家、或小庙躲避，食物稀少，庙里老鼠乱窜，困扰不堪。 四十年代末，带着对民族灾难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徐中约赴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主要师从费正清教授。当时的哈佛历史系，大家云集。其中就有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兰格。徐中约后来写论文做研究，兰格的学问为他打下一个世界历史大视野的底色。徐中约曾很动感情地回忆说：“我那时年轻，天天在哈佛图书馆看书，兰格教授已经高龄，还是天天颤颤巍巍地到图书馆来，翻开一本本落满尘土的大地图册，用放大镜在上面仔细查找。我当时非常感动，暗下决心，将来也要和他一样用功一生。” 徐中约在海外几十年中，成年累月、独自孤寂地行走在极其浩瀚的历史档案、统计数字、文献材料之中。为了西方世界读者的理解方便，他甚至把中国和西方货币及度量衡折算表也一一列出，终成一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巨著。他在做这些工作时，经常外受变动中的中美关系的干扰，内受自身健康状况恶化的煎熬。 当年哈佛大学历史系东亚研究阵容强大的教授团体，形成了一种在西方汉学界影响深远的学术观点，即在阐述西方与东亚，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时，用“冲击—反应”模式来概括。强者冲击弱者，似乎是天经地义。这一思想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学界。 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明显地另辟蹊径。他指出：“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 1980年春天，徐中约曾到北京讲学。他说，为什么要做中国近代史研究呢？主要是从几百年，尤其是近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有个问题必须要想，即中国的“国格”（identity）是什么？这个“国格”，现在还在形成的过程之中，还在继续探索。“identity”一词，后来多被翻译为“身份”“个性”“特性”。在全球多元文明激荡交融的过程中，这个被徐先生称之为“国格”的问题似乎并不是中国所独有。 徐中约曾无数次击案长啸：“中国面临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这句话，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一遍又一遍出现，如同交响乐中的主旋律。古今中外，尽在其中。 “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首先就是外部世界之巨变。讲中国近代史，必须说透中外关系史这一层。《中国近代史》在中外关系史上的着力描述中，透着一种很大气的融通和连贯。因为有着对当时的世局和中国国内之局的双重了解，徐先生在谋篇布局中，也就将世界大环境和中国内部环境打通了写。要对付“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的挑战，必须要有这个大格局。 2001年一月，《中国近代史》中文版面世之时，徐中约在美国加州的家中写下了以下文字：“汉唐元清盛世，国人向以为荣，但该时之天下，只是指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而已！二十一世纪之中国，具有庞大潜力，足以推进中国更上层楼。”而在英文版第六版的序言中，他收笔之言是：“在太平洋两岸都需要有睿智贤明的治国之道。” （摘编自袁明《书里书外都是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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