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忠必愚:冯道 刀尔登 亡国降臣固位难,痴顽老子几朝官; 朝梁暮晋浑闲事,更舍残骸与契丹。 这是一首骂冯道的诗。作者是元朝的“思想家”刘因。 冯道的挨骂,在于他历仕四朝十一主,拿丧君亡国不当一回事儿。但说起来,“梁唐晋汉周,播乱五十秋”,一转瞬之五十几年,中原五次易主,如走马灯;便是同一朝里,亦君臣互噬,父子相残,一镇之内,杀帅夺旄,习为常事;各路兵将尽是虎狼之性,称孤道寡者不过沐猴而冠,借《沙家浜》里一句词,叫做“忠在哪里,义在何方”。此时能知些廉耻的,便自谓胜人一筹,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主辱臣死?从后梁的张文蔚、杜晓,到入宋的范质、吕端,一批名声尚好的大臣,都是前朝旧人,岂独冯道为然? 冯道另一挨骂处,是奉使契丹,有汉奸之嫌。不过唐代的华夷之防不像后世那么严,安史乱后,更是严也无从严起。陈寅恪曾论河朔藩镇为“胡化集团”;中原五代,更有三代是沙陀人建起来的。石敬瑭父事契丹,固然无耻,但心甘情愿给他人做奴才的,从古代到今天,难道又少了?石敬瑭不过是“皇帝”,当天下之重,格外地没面子而已。将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遗患二百年,罪过不小,但他自己就是沙陀人,“汉奸”两字,用在他身上,原本不伦不类。冯道虽是汉人,立身沙陀人之朝,又当极废州裂之季,责他以“民族大义”,是以后世人之所见,责前人之所不见。他在契丹的言语,“哄洋鬼子”而已,“弱国无外交”而已;脸皮厚是真的,但脸皮不能如此之厚,他也不用去了。 冯道不以谄媚事人,而能取容于四朝,可见这个人是很滑头的。逢大事则依违两可,不得罪武人,不预废立,这大概就是他的自全之道。冯道善持大体,若说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倒也看不出来。有个人嘲笑他,如果走得快了,怀里一定会掉出兔园策来,他也不以为愧。他的好处是心胸开阔能容人,得罪他的人,他并不报复。诗人杜荀鹤的才能倒高,但刚在朱温那里得宠,便在家中气冲冲地掰着手指头,算计都有谁得罪过自己,准备尽杀之。这等倾险之徒,不如冯道这样的庸人远甚。 五代兵连祸结,黎民深被荼毒,当此之时,忠为下,仁为上。冯道慈悲为怀,活人无数,然而他的口碑居然还不如史弘肇之流的“好汉”,这只能说是老百姓做刍狗做惯了。史弘肇这种人,不逢其会,杀猪屠狗而已。但人如草芥之时,必有视人如草芥者出,选对主子,多杀人,便可为英雄。史上名气最大的,不是大凶大恶之人,就是大仁大善之人,说明社会出了毛病,不是纵人为恶,就是逼人去做常人所难之事。如冯道者,一平常人耳,以其平常混世界,也以其平常挨人骂。 《宋史》批评五代臣子视事君犹如拿钱干活儿,改朝易姓,就像换个东家,一拍两散,——便该如此!司马光骂冯道为奸臣之尤,理由是冯道“求生害仁”。——在司马光的头脑中,“忠”与“仁”已经分不清了。汉代起,忠的地位上升,成为伦常之首。以忠君为大节,把它像草标一样插在头顶上,倒忘了孔子的仁,孟子的义。只知吠非其主,不问善恶是非。这倒省心,最不堪时,至多落顶“愚忠”的帽子——愚忠愚忠,好像还有什么不愚的忠。其实哪里有呢?凡忠必愚。 评说人物,古人也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问题是,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以忠为大,则义为小;以节为上,则仁为下。在司马光、欧阳修看来,冯道所做的善事,只是“小善”——如他的廉俭,如他念诵聂夷中的《伤田家诗》来感悟李嗣源,如他劝耶律德光不事杀掠,如他救下违反买卖牛皮禁令的二十人;如武将把抢来的妇女送给他,他置之别室,访得其家送回去;及随辽北上到恒山,见到被辽兵俘掠的士女,掏钱赎出,设法送归乡里。——在忠字当头的史学家眼里,大节既亏,这些小善也就无足道了。 五代的惨剧,本可换回些出息的。但宋儒纷纷而出,把观念的旧山河收拾起来,重入轮回。此后纷纷攘攘,不出矩。至明亡,才有人认真地琢磨些事情。但——仍以冯道为例——无论是王夫之,还是顾炎武、黄宗羲,都以冯道为小人,批评誉冯道为“吏隐”的李贽为邪妄。在三人者,身为胜国遗老,自然要痛骂不忠之人,好像大家都来做忠臣节士,便有万年不倒的王朝了。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此其所以翻遍坟典,拍破脑袋,也想不出出路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