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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我的治学之路 我十六岁那年进入安庆第一师范学校，插班学习了三年。在师范教授国文课的是前清举人，桐城古文派大师吴汝伦的弟子胡远浚先生。桐城古文派以复古为革新，提倡做明白浅显的古文，编集了《经史百家杂钞》和《古文辞类纂》这样的选本，使初学者循序渐进，一方面能逐步掌握文言文，进而能直接阅读三代两汉的典籍；另一方面又可以懂得读书的门径，掌握必要的书目知识。胡先生在当时很有文名，他的国文课是我在师范里最喜爱的功课，师范的三年学习，我将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集注于国文课；其余功课只求及格就行了。师范毕业以后，我先后考上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系和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终因所学与自己的兴趣大相径庭，不忍舍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而辍学。一直到1925年我考上清华国学 研究院，从王国维先生学习古文字，遂正式走上了研习中国古史的道路。 在辍学的那段时间里，我做过小学教师和家庭教师，尽管教务繁重，仍挤出时间自学古文。学习本是一件极辛苦，极枯燥之事，若无浓烈的爱好，是很难做到乐在其中的。‘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是这个道理。我因为古文基础比较坚实，能顺利地阅读古代文献，接触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对古代社会的了解也就愈加深入。我年轻时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兴趣，曾发表过《木兰歌再考》《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等文章，阐述了自己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些看法；然而治史要求处处征实，中国古史中未知数甚多，要取得一点突破，在前人基础上有所进步那是非常不易的，要尽量避免其它干扰。一个人精力有限，要同时在两个方向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我便放弃了对文学的爱好，将精力专注于中国古史上。“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只有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我在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以前，主要是打下了较好的古文基础，工具书也不过是一本《康熙字典》。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一年的学习中，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从王国雏先生抄写甲骨文、金文，并采用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古史二重证法”，将古文字材料与古代的文献典籍相互映证，互相补充，运用于中国古代史的探索之中。《从古书上所见的殷周民族》一文是我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毕业论文，也是我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开端。后来我在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时，便循着这个方向陆续写出了《耒耜考》《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等一组文章，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套看法。二十年代后期，以安阳殷墟的田野发掘为标志的我国现代考古学产生了。我在三十年代初根据殷墟的考古发掘资料写出了《再论小屯与仰韶》一文，开始了利用考古资料并结合古代文献来探索中国古史的尝试，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不断涌现的新的考古资料成为我研究中国古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考古学知识也成为我治史的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了。此外，由于近代文化人类学的长足进展，用边裔民族的资料阐发古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样成为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途径。我系统地学习民族史是在解放以后，虽然当时我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许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兄弟民族具体而微的材料使我得到极大的启发。 我研治中国古史六十余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尽管我现在早已逾古稀之年，也还要继续扩充基础知识，譬如在音韵学方面，由于自己口耳方面的限制和没有进行长期的训练，至今尚不能真正掌握，还须不断补课，生命有限而学无止境。（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学习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坚实的基础。首先应根据自己所选择的学习方向来确定最起码的基础范围，即一门学科的入门知识，从而扎扎实实地去掌握它；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再逐步地扩大自己的基础面。切忌在学习之始就把基础学习的面铺得过宽过大，盲目地去追求所谓的博，反造成学习重点不突出，知识不系统，不扎实，精力分散，结果是事倍功半，甚而一事无成，造成时间精力的极大浪费。（徐中舒《先秦史十讲》） ②他从艰难困苦中走出，深知物力维艰，终身极为节俭，生活上只求衣能蔽寒，食能果腹而已。1961年，徐中舒被驱逐出川大校园，蜗居一间20平方米的门房。一些学生也为之抱不平，他却处之泰然，反而勉励学生：“‘士志于道’，搞学术研究的人重要的是要在学术上做出贡献，生活上的一切都是小事。”（彭裕商《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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