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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就中国的文化源头而言，无论是孔、孟，还是佛、老、墨翟、申、韩，孜孜汲汲，惕励忧勤，无不以济世安民为己任，怀抱一种死而后已的念头。自庄子、列子之后，继之以巢父、许由，乃至西晋的王衍之辈，倡导洁身自好，愿做山林高人、达士，隐士之风骤然而起。两者之分，其根本在于“人”、“我”之别：孔、孟认得“人”字真，身心性命只是为了天下国家；而庄、列则认得“我”字真，视天地万物只是成就自己。 ②事实确乎如此。在儒家学者中，孔、孟到处周游，辙环天下，孔子弟子亦不免事奉季氏。究其原因，固然因为事势不得不然，舍此无以自活；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因为孔、孟怀抱起死回生之力，而天下又有垂死欲生之民，所以遍行天下，希望藉此行道。 ③那么，士人为何必须出仕做官？从原始儒家的观点来看，显然是为了达臻兼善天下的公共理想。担任官职是士人维持小农生存、实践其公共理念的必要媒介。即使是史书中所广泛记载的隐士、逸民，尽管他们远离官场，然此类隐居行为之所以被不断强调，还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怀抱一种被君主征召入仕的期待。 ④就原始儒家的理想而言，士人积极入仕体现为一种对国家体系的依附。当然，这种依附性尚不足以证明士人阶级的存在完全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儒家的忧乐观足以证明士人阶级原本怀抱一种“孔颜之乐”的理想情操。“孔颜之乐”自宋儒周敦颐提出之后，已经成为宋明理学的核心理念。所谓孔颜之乐，就是孔子“疏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身处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究其本义，并非是说孔子以“疏食饮水”为乐，而是孔子将“不义而富贵”，视之轻如浮云。至于颜子之乐，则是倡导身处陋巷，不失自己的本心，即使身处富贵，仍能坚持自己的节操。儒家又有“仁者不忧”之说。所谓“不忧”，就是不忧于未来，是一种不对个人未来祸害加以担心的境界。至于万民之忧，却被儒家一直系挂心头。为此，儒家士人也就有了“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 ⑤随着士大夫社会的确立，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开始发生异化，也就是从做官为了“养民”、“爱民”，进而异化为做官为了追逐个人的一己私利。于是，士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也从高尚的淑世理想，转而变成单纯追逐利益的寄生官僚意识。随之而来者，则是官员为官意识、习气的三大转变：一是从“养德”转变为“养态”，士大夫不再为可怒、可行之事而显现出刚正、果毅的德容，而是追求宽厚浑涵，不再任事敢言、忧国济时的俗状；二是从“策名委质”转变为“营营于富贵身家”，士大夫不再为了任天下国家之事而不顾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是营营于富贵身家，将社稷苍生委质于自己，不再认真做事；三是“功名”观念的转变，也就是从做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转乾旋坤，继往开来，转而变为追求富贵。 （选自《中国官本位意识的历史成因》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在儒家学者中，孔孟周游列国，谋政于诸侯，完全是因为天下有垂死欲生之民，而孔孟又怀抱起死回生之力，希望借此行道。 B.从原始儒家的观点来看，士人出仕是为了兼善天下的理想，士人和史书中记载的隐士、逸民都希望或者说曾希望通过做官来实践这一公共理想。 C.因为士大夫社会的确立，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开始发生异化，由做官是为了“养民”“爱民”异化为追逐个人的一己私利。 D.士人的“功名”观念转变，是指士人从为了任天下国家之事而不顾个人的安危得失转变为将天下国家之事委命于自己。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①②段从文化源头说起，指出“仕”与“隐”分歧的根本是“人”“我”之别，引出文章讨论重点“士人为何必须出仕”。 B.③④段从原始儒家的观点分析“士人必须出仕做官”的原因，并强调士人阶级对国家体系的依附不完全是为了个人利益。 C.⑤段着重剖析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异化的情况，即士人做官目的、士人依附国家体系的性质、官员为官意识与习气的转变。 D.文章运用举例论证、引用论证、正反对比论证等论证方法，对士人出仕和公共理想异化的原因进行了多方探寻。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原始儒家的看法中，为了维持小农生存、实践其公共理想，积极入仕成为士人的必然选择。 B.原始儒家所推崇的士人，常常怀抱“孔颜之乐”的理想情操和“仁者不忧”的精神境界。 C.如果想要纠正官僚寄生意识、重塑士人公共理想，就应该转变官员为官的意识、习气。 D.按照原始儒家的论断，范仲淹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仁者不忧”，是抱有淑世理想的士人。 1.B： A以偏概全，原因还有“事势不得不然，舍此无以自活”；C项强加因果；D项论述的是从“策名委质”转变为“营营于富贵身家”，张冠李戴。 2.D 没有探寻公共理想异化的原因。 3.C 第五段的三种变化是表现，纠正表现不意味着解决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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