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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文化是以周代两个诸侯国鲁国和邹国为中心、以周代礼乐文化为主体、吸收融合了殷 商文化和当地土著东夷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文化。邹鲁优良家风，远承虞舜以孝悌治家的风尚，又直接受到了泰伯、周文王、周公几代人培育的家风的熏陶，寓继承于发展之中，做到了根深而叶茂。 在这样一种文化大传统和家风小传统的背景下，孔子、颜子、曾子、孟子拥有最优秀的家教。他们的家教，一半出自母教：孔子、孟子自幼丧父，全靠母亲抚养、教育成人。孔母、孟母是母教的典范。孔子、孟子仰承母教而成长。待到他们成家生子以后，必将慈母的家教发扬光大于门庭之内，再结合他们的家教理念予以创新发展，这就形成了孔孟二氏家风。颜子、曾子因为父亲健在长寿，不走孔孟家风形成之路;他们二人情况类似，都是父子同入孔门学习，直接受孔子的教诲和影响而形成各自的家风。颜子、曾子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后起之秀，他们对于各自家风的贡献自然更大一些。 孔子的圣人家风由一则“庭训”的典故可见一斑。孔子的家教具有示范效应，孔子后人从这则家教案例中提炼概括出了诗礼家风，世代发扬传承，历两千五百余年而不衰。 颜子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子秉承师教，克己复礼。颜子知学、好学、乐学，不会因为生 活穷困而失去学习的乐趣，连孔子都承认颜子好学超过了自己。修德、好学、守礼是颜子为人的三大特点，也是颜子奠定的颜氏家风的三个支撑点。颜子三十五世孙颜之推撰写《颜氏家训》，将修德、好学、守礼的精神纳入颜氏家训，使其世代相传，到明清时期就变成了复圣家风的内核。 曾子父子二人共同开创的曾氏家风，以孝悌、修身、耕读为其三大特征。曾子以孝著称，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以为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这说明曾子与孝道、《孝经》关系密切，是孔门孝道的主要传承者和发扬者。曾子重视修身，善于反省，以“吾曰三省吾身”为 其修身特点。曾子与父亲务农为生，一则流传甚久的曾氏父子瓜田除草的传说故事，说明曾家过的是晴耕雨读的生活。后世人们津津乐道的耕读家风，或许就创始于曾氏父子。 孟母教子有方，留下了“三迁择邻”“断机教子”等故事。孟子主张人的一生应该进“礼门”，走“义路”，居“仁宅”，培养浩然之气，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这是孟子开创的孟氏家风的基本内涵。 孔子、颜子、曾子、孟子培育的家风，可以称为圣人家风。但是，圣人家风不以富与贵的家境 为基础，不是高不可攀，而是来自普通的家庭。孔子、孟子幼年时出自孤儿寡母的单亲家庭，待到孔子、孟子成贤成圣，他们的家风就直接转换成了圣人家风。 (摘编自王钧林《邹鲁文化与圣人家风》） 1.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邹鲁文化是区域性文化，融合了殷商文化和土著东夷文化，以周代礼乐文化为主体。 B. 曾氏家风重视孝道，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孔子称赞曾子传承和发扬孝道。 C. 孟子的母亲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教育孟子。 D. 在其他家族的家风失传后，颜之推写的《颜氏家训》在明清时期变成了复圣家风的内核。 2. 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把邹鲁深厚文化作为立论的前提，阐述了圣人的家风，层次分明，逻辑严密。 B. 文章列举曾氏父子瓜田除草的故事，论证曾氏家风三大特征的互相传承和发展关系。 C. 文章在论述中引用经典语句，表明了重视文化内涵的立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D. 文章呈“总一分一总”的结构，开头提出总论点，中间几个分论点，结尾总括论点。 3.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邹鲁家风根深而叶茂，与其远承虞舜治家风尚，又直接受到了周文王等人的培育有关系。 B. 如果孔子、孟子没有得到典范的母教的熏陶感染，后来就可能难以形成孔孟二氏的家风。 C. 颜子、曾子的家庭情况有些相似，但与孔子、孟子的不同，也就形成了与孔孟不同的家风。 D. 孔子、孟子出自孤儿寡母的单亲家庭，这说明普通家庭或困难家庭更容易形成优良的家风。 【参考答案】 1. A B项，强加因果关系。C项，“富贵木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本能屈”是孟子的著述里的句子，不是孟母家教的内容。D项，“在其他家族的家风失传后”于文无据。 2. B B项，“论证曾氏家风三大特征的互相传承和发展关系”错，文章列举曾氏父子瓜田除草的故事，是为了论证曾氏家风的耕读的特征，不是为了论证孝悌、修身、耕读的互相传承和发展关系。 3. D D项，“这说明普通家庭或困难家庭更容易形成优良的家风”推理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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