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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 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恪（què）”这样的读音，有人曾请教他为何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他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在中国学术逐渐向国际学界转轨时，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他的讲课旁征博引，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成了大家。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等。 1937年，陈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这个转向与抗战有关。北平即将不保，父亲亡故、右眼失明的他携妻将雏，踏上流亡之路。藏书悉数毁于战火，随身携带的书籍大部分被盗。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他以论带史，跟早年做的那种，从语文学到历史学精细的对照，完全不一样。在中古研究里面，他注意到的若干解释中古中国的架构和因素，至今仍是很多研究者绕不过去的课题。说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学者，是因为他开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为写这两部书，他曾躺在床上呻吟，对前来探视的邓广铭先生说：我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给予陈寅恪异乎寻常的褒奖。牛津大学1939年正式聘请他担任该校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虚席以待。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陈寅恪的双目失明了。抗战胜利了，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新回到清华园，这时他57岁。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陈寅恪的助手、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堂课：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他来后，先生放下手头的工作，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长袍。胡守为说：“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这就是为人师表啊！” 因为生病，陈寅恪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转向。1953年，在清华时的学生蒋天枢，寄来了长篇弹词《再生缘》，陈寅恪听了，大受震动。他认为，以前大家以为中国是没有史诗，《再生缘》就是史诗。是中国式的史诗。陈寅恪在病中，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他开始了对明清历史和文化的探索。 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北京的许多好友都希望陈寅恪能接任，他却拒绝了。《对科学院的答复》起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研究学术。他主张“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惊世骇俗的。 《论再生缘》完成了。受不正常的政治风气影响，无法正式出版，陈寅恪只能请人用蜡版刻印，分送友人。“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全书结尾处，陈寅恪用自己的两句诗，隐喻心境和志趣。 1958年，陈寅恪竟成了学术界“拔白旗”的对象。他不再教课，转为专力著述。他仍然浸润在他所构筑的那个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仍强调文责自负，著作里的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陈寅恪有一部中古史论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出版社曾要求修改其中的一个词，被他严辞拒绝，为此，这本书竟没能在当时出版。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他79岁的生命历程。 陈寅恪没有遗嘱。 （摘编自默秋同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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