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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开风气不为师 何立伟 我家书房里只挂了一幅斗方，是汪曾祺先生的《芍药图》，墨色不浓，花色亦淡，题识是“七月七日夜曾祺赠立伟”，画于1985年，那一年，我第一次去汪先生在蒲黄榆的家。 汪先生的画，如同汪先生的为人，清淡，不浓烈，但内蕴极深，格调上有高士气，于爽性之中暗藏了一种倔。也是那一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小城无故事》，是汪先生作的序。他觉得我的小说有诗意，重感觉，且有哀愁，有些像废名的作品。因此聊天时他亦跟我谈起废名，但那时我还没有读过废名的书。后来，我在三峡的船上 读废名，只觉得文风极独特，清峻奇拙如夔门吹来的风，用笔极简，又字字句句有讲究，氤氲了一脉天真同一脉淡淡的惘然；他的小说、文章如古字画，只合慢慢把玩。汪先生在序里还夸赞我的作品像唐人绝句，聊天时他亦聊起唐人绝句的好，让我觉得高兴，亦觉得不安。汪先生对年轻作家寄予厚望，让人感到他的善良和慈爱。他谈起阿城，谈起贾平凹，谈起那一时涌现出来的许多新生代作家，直说年轻人起 点高，来势猛，前途不可限量。其实他谈起的好些人，包括我，都受过汪先生美学趣味的影响，但他不倚老卖老，在年轻人跟前表现出辽阔的谦逊同襟怀。 聊得兴起时，汪先生铺纸展墨，为我画了这幅斗方。三下两下，逸笔草草，而画风瘦劲高古。我家里来过几拨画家，看到汪先生的画，都说这不是一般的手笔，大器得很！ 但汪先生的好，我以为不在他的画，而在他的文字。他的文字才真是有韵昧，比他的老师沈从文公更白、更现代、更畅达，但同样的，是有着从几千年传统和从自己个性里生发出来的文字神韵。汪先生的文字魅力，于当时，于现在，我以为尚无出其右者。他的白话之白，是非常讲究的白，行云流水的白，有着真正文字的贵气，常人可追他的白，却追不及他的贵气。 汪先生文字的贵气渊源有自，因他是传统文化的薪火传人，在文脉上是没有断过气的。故汪先生写小说，写散文小品，文字虽白得不能再白，字里行间，却释放得有一泓古人性情文章里才有的文气、雅气、书香才子气，仿佛是“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好东西藏在底里。凡汪先生的小说文章，我见之必读，读之必爱不释手。我喜欢他文章里有而别人文章里无的那样一种调子、那样一种气场，以及那样一种温度。 汪先生的《受戒》、《异秉》，出现在以模仿海明威、福克纳诸西方大师为时髦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其实应当算作当年的文学事件。“小说原来还可以这样来写”，这是当时许多文学青年读了汪先生小说后的第一反应。汪先生当时的文风，可以说是开了一代新风。那新风其实不新，但久违熟悉的笛音出现在一片铜管嘈杂声中时，它便是新。 但汪先生的小说自成风格，学是学不来的。你没有他的阅历，没有他的学养，没有他盎然诗意的性情，你如何来学？我有时揣想：汪先生若活到如今，他的作品会有几个人来读呢？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现实便是如此无情，亦是如此可笑。然而星光即使遥远，也总是有人抬起望眼。汪先生不热闹，但也决不寂寞，身前身后皆如此，因他是活在了时间中。 1986年汪先生来湘，我到宾馆去看他。可能是贪了杯，他红光满面，说话极多，然憨态如儿童。他真的是个老小孩。谈起湖南的吃食，谈起湘西的山水，继而又谈起各地的吃食同山水。他的记忆力非常好，又识见极不凡，听汪先生聊天是一种大享受。 1990年代初又见过两回汪先生，都是在北京。他的头发花了许多，老了，但精神仍是好，笑，而且喝酒。有回就是在席宴上见到的，众人皆散了席，他还同两个人边喝酒边聊天。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他拉住我，说：“坐坐坐，来一杯？”我不擅饮酒，没有喝，但是坐了下来，就是陪一陪汪先生。 那时我真不知道，以后我再没有机会陪他坐了。 1997年我在北京住了半年。有天我在的士上，忽听广播里说，汪先生去世了。我当时心里一紧，泪水涌了出来。我想起汪先生写过一篇纪念他的老师沈从文公的文章《星斗其文，赤子其心》，他说他参加沈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看着沈先生，面色如新。他说这么一个人，就这么样地走了，他哭了。这也正是我听到噩耗时的情状。 转眼间，汪曾祺先生离开我们10年了。报上说，北京文化界为他开了研讨会和书画手稿图片展，我在遥远的长沙、在家里、在心里，为他烧上一炷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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