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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蔡东藩的一生正处在中国近代历史发生巨变的时代，他经历了甲午战争到八年抗日等等惊天动地的事件。世事纷扰，山河破碎，使这个长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忧患意识日深，因而不自觉地熔铸了他儒家学者三项标准的优秀品格。他出身贫寒，过着箪食瓢饮的日子，住着以教读抵租金的居室，如果他能降志辱身混迹官场，也许能博取富贵。但一则他家境贫寒，无力应酬；再则他看到官场各种蝇营狗苟的无耻恶习，实为腐败官场所罕见。从此，他决意敝屣荣华，告病归里，重回“君子固穷”的旧日生活。他手无缚鸡之力，不过一介书生，但能临危不惧，铁骨铮铮。当他所写《民国演义》问世后，因秉笔直书，有触犯军阀劣迹数处，遂遭武夫恐吓，弹头威胁，有人亦劝其曲笔，“隐恶扬善”，但他决不为动，宁愿搁笔，决不曲笔。蔡东藩的种种立身行事，称得起是一位善于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真正儒者。 蔡东藩自绝望于官场，即倾其毕生精力于著述。蔡东藩著述很多，但能享盛名而传之久远的，则是《历朝通俗演义》。蔡东藩之所以能以极大的毅力完成这套通俗历史著述，绝非一时冲动的偶然行为。他身经国运艰危，目击风雨飘摇，不可避免地会像同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样，忧患意识激荡，一心救亡图存。当时，“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富国强兵”等等课题，流传于社会，蔡东藩也结合自己的条件作出了选择。他决意用自己的文史知识和秃笔凹砚写出两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兴衰治乱，用以警觉民众，振奋精神，以实现其“演义救国”的夙志。就在他思考酝酿过程中，辛亥革命爆发，给他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但迎来的却是北洋军阀集团的统治和袁世凯的帝制自为，蔡东藩在这种政治恶行的刺激下，决定先从《清史通俗演义》开始，其主要目的是以这个被推翻的专制政权为靶的，笔伐“洪宪帝制”。他在《清史演义》自序中说：“至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清史演义》着手于民国四年秋，正是袁世凯筹办帝制甚嚣尘上的时候，而成书的次年秋，又是袁世凯自毙之时。这不是巧合，而是作者有意识的行为。民国十年正是“直皖战争”给民众带来兵燹灾祸之际，蔡东藩更运其如椽之笔，进一步地投枪于军阀统治的黑暗现状。他历数民元以来的动乱不宁，更明确表达其正直的史德说：“窃不自揣，谨据民国纪元以来之事实，依次演述，分回编纂，借说部之体裁，写当代之状况。语皆有本，不敢虚诬。”史家应有风骨，于此可见，亦无怪乎军阀武夫为之惧，而出以威胁之劣行！ 蔡东藩在历史编纂法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著述虽以“演义”为名，但并不是相沿所谓的“演义体”如《东西汉演义》《三国演义》等等。他不满意《三国演义》之类的演义书，他在《后汉演义》自序中，曾有所评论说：“若罗氏所著之《三国志演义》则脍炙人口，加以二三通人之评定，而价值益增。然与陈寿《三国志》相勘证，则粉饰者十居五六。寿虽晋臣，于蜀魏事不无曲笔，但谓其穿凿失真，则必无此弊。罗氏巧为烘染，悦人耳目，而不知以伪乱真，愈传愈讹，其误人亦不少也。”蔡氏就以此观点指导整套通俗演义的写作而自成一“新演义”体，“新演义”体的特色是，博览群籍，广搜史料，文笔力求通俗，叙事端在真实，间入稗史遗闻，不过修饰文字，敷衍情节，要不得脱离历史正轨。他还采用夹批、后批和注释等手段，以发挥自己的史观、史识。这一“新演义”体裁，很适于普及历史知识，供社会教化之助。顾便于以国史回归国人，鼓呼民气，尽史家之职责，所以，对“新演义”体固不得以小道视之，而当誉之为通俗史学，并堂皇列位于史部之一目。后之以历史为题材而着笔为历史小说者，何不取法乎此？等而下之，其戏说历史、亵渎历史者流，亦当自愧于先贤！ 蔡东藩以十年寒窗之功，囊括两千余年之事，成《历朝通俗演义》十一部六百余万字，其有功史学自不待言！ （选自来新夏《通俗史学家蔡东藩》，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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