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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独有左文襄 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鸦片战争，时年28岁的左宗棠不过是个“山野草民”，却极为关注时局的发展，勤奋搜集、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外国的资料，以便了解对手，认识敌人。他以保国卫民为己任，提出“练亲兵、设水寨，编泊埠之船，设造船之厂”等具体御敌措施。 1865年1月，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我国南疆，势力直达乌鲁木齐，并建立了所谓“哲德沙尔汗国”的殖民政权。随即，沙俄趁火打劫，出兵强占伊犁，以作为它鲸吞新疆的桥头堡。英国也不甘落后，加强了对南疆的渗透，力图把阿古柏政权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新疆绝大部分地区沦陷，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震动朝野。恰在此时，日本又从海上入侵台湾，西北、东南狼烟并起，海防、塞防同时告急。是否立即出兵收复新疆成为清廷内部争论的焦点。廷臣和有关督抚意见分歧，莫衷一是。陕甘总督左宗棠一面强调“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一面又指出出兵新疆是当务之急。他还反复重申：国家领土寸尺不能让人。最后，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委 以筹兵、筹饷以及指挥西征军的全权。 为收复新疆，左宗棠不畏艰苦，殚精竭虑，为西征筹兵、筹粮、筹转运。收复新疆之役在左宗棠的运筹帷幄和广大将士的英勇奋战下，在全国人民特别是新疆各族民众的大力支持下，一路势如破竹。从光绪二年六月至光绪三年十一月历时一年半，终于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全部失地。 为收复伊犁地区，左宗棠拟定了一个三路出击的计划，大义凛然，率亲兵千余人“舆榇出关”，把大营从肃州（今酒泉）迁到前敌哈密，既表示抗俄的决心，也做好了捐躯沙场的准备。1881年2月12日，中俄新签了改订的《伊犁条约》，由于谈判代表曾纪泽的外交努力和左宗棠的积极 备战，伊犁地区的大部分回归祖国怀抱。虽然这仍是个不平等条约，但总算收回了一些权益。 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及新疆重归版图后，左宗棠力图“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在经济上，他着力于减轻赋税，修筑道路，兴修水利，推广蚕丝；在政治上提出“设行省，改郡县”，先后五次奏请在新疆建省以巩固国家统一。 收复新疆是左宗棠一生中的得意之笔，也是中国近代抵抗外侮史上（除抗日战争外），中华民族难得一见的胜利。这一壮举不但为全体中国人所赞叹，也得到外国有识之士的高度评价。1890年，有位叫史密斯的美国人在他的著作《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评论道：“左宗棠的‘农垦大军’彻底完成了它的使命，其伟绩可以这样评论：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史册上都是卓著的。” 左宗棠的部下和朋友杨昌濬曾赋诗一首歌颂收复新疆的壮举，诗云：“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首诗改造了唐诗《凉州词》中的佳句，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一幕是：西征的清朝大军沿着夹道成荫 的“左公柳”，把春天带到边塞，让春风吹拂到玉门关外。 进入19世纪80年代，法国侵略者于吞并越南南部后，继续进攻北越，并觊觎我国西南地区，甚至疯狂叫嚣“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左宗棠立即行动起来，巡视沿江炮台，校阅民间渔团，部署长江口防务，力主援越抗法。 1884年8月23日，法国不宣而战，其海军袭击了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厂，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左宗棠以72岁的高龄及衰病之躯，被任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一抵前线，他立即布置防务，亲自巡视马江两岸，又派军乘渔船偷渡援台。并请移福建巡抚于台湾，迈出了台湾建省的过渡性一步。1885年9月5日，左宗棠病逝于福州，临终口授遗折称：“越事和战，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平生，不能瞑目。”在祖国饱受欺凌、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左宗棠以其铮铮铁骨，报国豪情，“锋颖凛凛向敌”，这样一种宝贵的品格和精神永远为后人所景仰，正如有人在一首挽诗中所赞颂的：“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独有左文襄！” （摘编自杨东梁 《千秋独有左文襄：历史上的左宗棠及其功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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