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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火者 火箭如喷着火舌的莽兽巨龙，梁思礼这些第一代中国“驯火者”就要为这头巨兽套上笼头，绑上马鞍，驾着它从战争的废墟驰向航天的大门。 中国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出生在“文革”最乱的年代。“生于乱世，先天不足”，注定了这枚火箭多舛的命运。 那时，留美归国的梁思礼担任该型号火箭的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远程运载火箭要求精度更高，控制系统也要更进一步，原有的分离元件组成的计算装置，体积、重量过大，必须做出小型弹上计算机。这在当时，是个棘手难题。 梁思礼大胆决策，决定采用“惯性平台—计算机方案”。但这种方案必须用到集成电路，集成电路在当时技术成熟度并不高，对于导弹研制和发射来说，这块神秘莫测的区域虽然诱人却少有人染指。当时只有美国的一款洲际导弹用过，但元器件经常出问题。 梁思礼和负责制导控制的同志，决定从系统设计上解决集成电路稳定性问题。他们重新推导了制导方程和关机程序，最后拿出了一个方案，减少了三分之一集成电路，不仅为计算机“瘦了身”，还解决了可靠性的问题。 然而，与政治上的压力比起来，技术上的压力还只是小儿科。 1969年底，军管会与北京市联合组织“705”大会战，提出了“改革研制程序，不搞烦琐哲学”的口号，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抓科研。大会战虽然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但是以群众运动方式研制导弹，使大部分设备在试验时问题百出，有的不得不回厂返修，甚至重做。 梁思礼被逼无奈，想出了另一个对策。他说：“当时我留了一个后手，我没敢把弹上所有的东西拿去会战，仅仅同意把地面设备、电源设备，这些不是太重要的东西拿去会战了。结果会战表面轰轰烈烈，其实回来以后还得返修整顿，搞得非常被动。” 就在这样的闪转腾挪中，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一步步进行着。 1971年春天，远程运载火箭各个分系统完成，送到211厂做总装测试。测试中，梁思礼发现笔录仪上出现了一个不应该有的“毛刺”干扰，而且时有时无。为了查明原因，梁思礼带领技术人员“守株待兔”等了几个小时，最后发现是相邻车间用电载荷瞬间突变造成的。还有一次，因为脱落插头里的一颗小钢珠不见了，梁思礼就要带着大家趴在厂房里找上几个小时。总装阶段中，这样的问题层出不穷。 后来，在解决航天的可靠性问题上，梁思礼提出了“十倍理论”，意思是在概念设计阶段，花一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拖到方案设计阶段，就要花十元钱才能解决；到了出样阶段，要花一百元钱…… 而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中，最后的问题又何止十倍？为了搞掉这些“毛刺儿”，梁思礼带着同事在211厂不分昼夜拼命干，一干就是五十天，最后把自己累得尿血住院。 1977年，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走上正轨，连续六次试验都取得成功。1980年，梁思礼带领九人精度小组，对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的设计、工艺、环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1985年，他摘取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桂冠。 …… 倘若时空能像纸张一样轻松折叠，用铅笔在上面戳个洞，再展开：美国普渡大学模拟电网实验室里做实验的梁思礼，五院里夜夜鏖战的梁思礼，酒泉发射基地里做着发射前最后检查的梁思礼，站在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领奖台上的梁思礼……在每一个节点，梁思礼眸子里不变的热情抵御着时间的轮番攻击。时间夺去了他的青春，却没能撼动他的初心——对中国航天不倦的追索。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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