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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 记得民国十一年，我在天津《新民意报》编文学附刊。当时常在《小说月报》和《儿童世界》上看见叶先生的小说和童话，非常喜欢，因为我是有孩子心的人。民国十四年我到上海，才与叶先生晤面。一直到廿六年为止，这十二年间，接谈的时间并不多，每每是在开会或聚餐的时候见面的。我们俩很熟，但说到交谊，可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了。 差不多他所有的创作都曾送给我过，而我的著作也大半都送给他。我对于他的创作，《四三集》以前的全部看过。他的短篇小说集《火灾》，我曾写过书评。他对于我解释其中一篇小说的梦境，认为能够道出他的本意，其余不曾说什么。其实，最能够了解或批评某一人的，或许还是某一人他自己，别人的见到处终不免有些隔靴搔痒。而我终于要妄谈了。 我觉得叶先生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他在甪直的小学里教书，极为认真。他随便做什么事，总是诚恳地去做，决不敷衍苟且，有一分力便尽一分力。他喜欢小孩，因为小孩的心是纯洁的，不曾沾染社会的恶习。因为他从心底里喜欢小孩，因此他能写出童话集《稻草人》和《古代英雄的石像》，又能写出《一课》《小蚬的回家》《地动劳那样的小说。我也学着写过童话，总是短短的，写不到他那样的细腻。以前，我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用他的初中国语教科书作教本，另选一本联络补充教材给学生，将目录寄给他看，他来信颇为称许，说是像我这样热心教学的不多。他这一句话也说明了他自己也是热心教学的，我们只要看他与夏丏尊合编的几部作文法的书就可以知道。与这热心教学成为一物两面的便是创作态度的谨慎。 他每写一篇小说，必定经过若干时间的构思，然后下笔。从来不曾潦草塞责，在商务任编辑的时候，他自己的时间有限，便在公余回家写作，每每一个短篇，断断续续地要写一两个星期方才写完。推而广之，凡他所做的事，他都负责，从来不肯躲懒。例如，振铎去欧洲，他代理过《小说月报》的编务，仔细地审阅来稿，每一篇都看过，方才决定去取。他对于新诗，谦抑地以为鉴赏力不够，便要我来帮忙，替他选辑，所以他又是一个理想的编纂者。 他编《妇女杂志》，为了想要我写一篇《现代女文学家概述》，曾经写给我两封信，第一信云：“兄于世界文学所知较多，此题当然胜任。止须举其尤者，略言其生平、旨趣、风格、作品大要。知兄甚忙，但弟少求索之门，得老友如兄者，自不肯放过，想来半年止此一遭，必能蒙允许也。”他写得这样恳切，自然我只好答应。他的第二信又来了：“承允撰稿，感何可言。文章只须平常谈话那样轻松随便，笔下常带感情，尤宜于妇志之读者。十月底之约，想不至过期。”他这样再三叮嘱，我当然不会使他失望。对我如此，对别的他所要拉的撰稿人，当亦同然。这就是他办事负责的一证。我曾到他家，亲见他和他的妻子、小孩和亲戚，全家动员编辑《十三经索引》。倘若没有细心和忍耐，这种书是编不出来的。他无论编《小说月报》、《妇女杂志》或《中学生》，没有一次不是用全力来对付的，一切琐碎的事，甚至校对，都由他自己动手。投稿人有信给他，如果是必需答复的，他也亲自写回信去。他的字迹圆润丰满，正显出他那谦和而又诚实的心。他与你见面时，虽是沉默，却不使你感到局促，因为你可以在他那部位亭匀的脸上读出他正准备着用十二分的诚恳来听受你的宏论。 抗战八年间叶先生的生活想来是大家所愿意知道的。他曾简略地告诉我：廿七年初到重庆，十月到乐山武汉大学教书，廿九年夏离开武大到成都去，担任教育科学馆国文科的事情，这教育科学馆是帮助教育厅计划研究教育问题的。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又在开明书店出《国文教学》，都是与朱自清合编的。战时他只出了一本《西川集》①，最后四篇是类似小说的散文，都写得很有意思。他颇注重修养，觉得一个人即使不写诗，他的生活便是一首诗，才是值得佩服的人；也就是说，他觉得行比言更重要。他常说：一个人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 他在《答复朋友们》里说：“一个人当深入生活的底里，懂得好恶，辨得是非，坚持着有所为有所不为，实践着如何尽职，不然就是白活一场。对于这一层，我现在似乎认得更明白，愿意在往后的小半截路上，加紧补习。”他看透了中国的许多罗亭②，能说不能行，头大手小，“喜欢侈言革命，可是只限于挂在口头，实际是懒得革命，尤其懒得革自己的命，懒得见少数的旁人真正革命。”我信得过叶先生的话。他不仅作品使我们爱读，他那坚定的人格，也足以对于青年“在生活上发生影响”。 （选自赵景深《我与文坛》，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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