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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代，玄言诗以嵇康为代表，田园诗以陶渊明为代表，而山水诗则以谢灵运为代表，谢灵运是东晋大将谢玄之孙，与陶渊明同时代的人。当陶渊明与王朝诀别，归去作“老农”时，谢灵运却卷入了刘宋王朝之争。他在王朝失败了，便向山水倾吐郁闷，在山水中拾起在王朝里失落的抱负，不能立法治国，就用格律写诗，用格律的法度来看山水，用一种形式化的美的理念来经营山水。用治国的手段写诗，尤其用来写山水诗，就像给马套上笼头和鞍子一样，他尝试着给诗套上格律，格律好比王制，他不能治国，就治诗。 陶渊明的诗，汉字跟着思想感情走，有节奏，有韵律，形式上大体整齐，很自由，随着汉字运动的自然属性行进。谢灵运的诗，汉字首先要满足格律化的要求，让思想进入格律，使格律成为思维方式，不光为诗的形式立法，还为思想建立诗性的框架。也亏了这位“始作俑者”，居然发现汉字像中国人一样经得起敲打，很容易格律化。在王朝，他是失败者，在诗的王国里，他要成为统治者。将汉字赶进格律，列成仪仗队，向他行礼，形、音、义都要对仗，对得整整齐齐，如一刀切，这还不够，还有字要雕琢，要雕得玲珑剔透。他是怎样用格律来治诗呢？且看他《登池上楼》：“……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qīn形容山高）。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人是政治动物，政治一失意，生理上就会有反映，“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他病了，卧在家中，“衾枕昧节候”，卧久生厌，转而思动，于是，“褰开暂窥临”。倾耳一听，绿水波澜好送音；登楼一望，青山迢迢来接迎。只是远眺一下，心胸便开了，连天气都变得好起来，“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青春阳气上升，阴气渐已下沉，春天已来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写到这里，出了神来之笔，没有了写的痕迹，如果是陶渊明，不足为奇，可在谢诗里，诗眼融化到自然中去了。“池塘生春草”，连一点描写都没有，更不用说雕琢的痕迹了，那就是存在本身。如果还要说一下，也就只能这么说了，写是写不出来的。谢灵运说，此句从梦里中来。 他的诗眼，从远方的山和海收回来，回到眼前的池塘。山和海，都是远怀，对他而言，都可望而不可即，他喜欢自己能把握的存在，而池塘，就在脚边，属于他。海上生明月，一定很美，可那美对于他的当下来说，还是“无”，而“池塘生春草”就在身边，那是“有”，可以任他格律化，但此句自然而然，还来不及捉住它，就在梦里入诗了，梦是没法儿格律化的。那句“园柳变鸣禽”，稍稍迟了一步，就被他捉住雕琢了一把，意境虽好，但终非造化，寂寞了一冬天的孤寒柳，忽然听到鸟鸣了！这春之声叫他归隐，他进山了，不是去游山玩水，而是去山里定居，不是在方便处定居，而是在险要处定居，真不愧为将门子，以兵法安居，以格律写诗，确有乃祖遗风。千载以后的毛泽东喜读谢诗，评价很高，说唐代山水诗从谢发展而来。的确，不仅在形式上拧紧了格律的发条，内容上也真的紧张起来了。魏晋人，人与山川相映发，是玄言田园的自由化；这还不够，还要格律化，格律化是为诗的江山立法。 （摘编自李冬君《当诗意栖居于政治》） 1．下面关于谢灵运用格律写诗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谢灵运在王朝之争中失败了，便向山水倾吐郁闷，不能治国，他就治诗，用好比王制的格律写诗，像治诗那样治国，这样可以从中拾起在王朝里失落的抱负。 B.谢灵运尝试着给诗套上格律，就像给马套上笼头和鞍子一样，这样用格律的法度看待山水，用一种形式化的美的理念经营山水，与立法治国的道理是一样的。 C．谢灵运用格律写诗，汉字首先要满足格律化的要求，让思想也进入格律，使格律成为思维方式，这样做不仅为诗的形式立了法，也为思想构建了诗性的框架。 D．谢灵运要求汉字的形、音、义都要整整齐齐地对仗，文字要雕得玲珑剔透。这样他就成了诗歌王国的统治者，被赶进格律的汉字如同整齐的仪仗队向他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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