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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亮夫自传 1902年我出生于一个以教书为生的家庭。父亲是个维新人物，所以我自幼受父亲影响，成为一个有强烈爱国思想的青年，自中学起一直参加一切政治运动。 中学毕业后，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遇到了好几个学识宏通、人品极高的名师，受林山映、龚向农两位的影响最大。两先生教我读基础书。在成都几年，我好好读了《诗》《书》《荀子》《史记》《汉书》《说文》《广韵》，这些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这是我自认一生活学的得力处。 后来，我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跟王国维学文字声韵之学。其实，我本想作个“诗人”，就把在四川时所写的四百多首诗词，拿出来请教王先生同梁任公。他们都认为我不适宜于文艺创作，主要是“理障”而无才华。这与林先生意见全同。回去后，我把这小集子烧了．诗人之梦幻灭，这是我治学道中的一个关键性转变。我遂从王先生指导以《诗骚联绵字考》一书得卒业。 王先生蹈昆明湖死，任公先生也去天津。我只得离开清华。因王先生事件的感召，抄录有关楚辞的材料，撰写《屈原赋校注》。后来到上海，此时接触了一些学人、一些新知识，受章太炎先生影响最大。一面教书，一面大量剪贴了唐宋以来的笔记、文集等，成了中国经济、社会两史资料辑。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我回昭通老家，奔祖母的丧事．次年我爱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之聘，在开封三年。 我虽然做些较巨型的工具书，但此时是我一生在学术上彷徨的时候。在一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决定到法国去。到巴黎后，我参观了许多博物馆及专藏中国艺术品的美术馆，觉得他们研究中土文物制度历史的方法，与我们大不相同。目睹分藏于内的故国文物，深为祖国珍贵的文化艺术流散异域而感到痛惜。于是我如疯似狂地抄录、摄影，忙得不亦乐乎。其时，老友王重民在巴黎国民图书馆编伯希和弄去的“敦煌经卷目录”，约我摄制语言学部分的韵书卷子。于是，我又走上读欧洲所藏敦煌卷子的道路，也不去读巴黎大学的考古学了。我还从巴黎到伦敦、罗马、柏林去寻找。直至七七事变前七天，我才从西伯利亚回到北京。此后的五年时间，我整理了在欧洲所得的敦煌切韵卷子，成（（瀛涯敦煌韵辑》一书。陆法言①一系的韵书，到此算是复苏了。 1946年父亲去世，回家奔丧，不忍心再远游了。于是接受了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之聘。一直到云南解放后，高教部调我到杭州浙江师院，同我爱人一齐在中文系任教授。在杭州二十八年中，随需要而工作。科研工作虽未断，但多是“补苴罅漏”，至多也不过是整理一些旧作，大体都是为了某种需要而为之，并非我原订计划。 我一生业迹只是读书、编书、写书，但我是个兴趣广博的人。对中国的学术，我几乎都要尝尝味道。我的记忆力并不好，于是用“三到之功：眼到、口到（诵读）、手到”。读书必分类摘录自己所需材料。我的资料卡片分不同类型，我还把一切有用的论文及一些诗文集、杂志的篇目，一本本抄好、订好，放在案头。自己做了大量的工具资料书，把敦煌卷子有年代可考的抄成了一部《莫高窟年表》o自己读书，也为人们做了些有用的工具书。这是承袭了王国维要研究周、金文而有金文著录表而有得的。最近完成的《楚辞通故》，是我四十年来不断抄录各代讲楚辞的零星资料来总结的。我是个钝根人，只能用这种笨法子。最近，我写《楚辞通故自序》说到了一些治学方法，我综合了一切社会科学来写“屈原赋”，颇有游刃自如之乐。综合研究，不正是现代科学成就的主要方法吗？社会科学也得综合研究。 但我始终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满意，认为成就不大。最近一位友人给我的信上说：“当斯时也，卖弄者，以夹缠训话逞学力；念歪嘴经者以颠倒是非冲才华。然先生竞未为此风所动……治学求谨严、老老实实，作学问，越半世纪。”云云。赞赏我的话，惭不敢当，但说我不卖弄、不念歪嘴经，倒略略近之。我不是不想“卖”，不想“念”，实在只是一个“笨”字“了得”。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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