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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荫权：烦了就去擦皮鞋 曾荫权来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讲，面对500多位北大师生，他先自嘲说自己40多岁才学说普通话，“讲得不好不要见怪”。然后开始用普通话讲起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 人到中年学说普通话，对曾荫权来说其实只是个小挑战。实际上，他一辈子都在和各种难题较量。 1944年，曾荫权出生于香港一个警察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一家8口全靠父亲当警员的微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曾荫权有6个兄弟姐妹，舅母早逝，舅舅家3个孩子也寄养在曾家。于是，母亲不得不在家中缝制尼龙袋贴补家用，曾荫权小小年纪 也得做童工帮家里赚钱。他记得有一次，父亲辛辛苦苦攒了5块钱，交给母亲让全家人去酒楼喝茶。谁想到，顽皮的弟弟曾荫培把钱弄丢了。“我们哭作一团。母亲反过来安慰我们，说终有一天我们会去喝茶。” 因为经济压力大，曾荫权预科毕业后虽然被香港大学建筑系录取，却不得不放弃，加入辉瑞药行当西药推销员赚钱。他首次投考公务员失败了，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的决心。1967年，他终于成功考上了公务员。后来，他把握住机会，被政府保送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公共行政硕士课程，成为首位毕业于哈佛的政府高官。 在香港回归的过渡期，曾荫权协助时任香港布政司司长霍德处理政务，崭露头角。香港回归后，曾荫权担任财政司司长。1997年7月中旬到1998年8月，索罗斯等国际金融“大鳄”联手冲击香港的联系汇率制，港元兑美元汇率迅速下跌，各大银行门前出现了一条条挤兑的长龙。曾荫权经常半夜睡不着觉，有一天醒来就哭了。他说：“当时的市场完全破坏了，不能不做事。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如果做错了，受苦的不单是我一个人，还有其他香港市民。”不过，曾荫权临危不乱，终于击退国际金融“大鳄”。 作为行政长官，无论施政对与错，总有人批评他。对此，曾荫权说，不应该将责任推给任何一方，他也不回避任何批评。“我无论如何都会被责怪，我不会介意。最重要的是看我们可以做什么。” 外界发现，每次曾荫权出席香港立法会答问大会时，都会遭到一些议员的无理抗议。香港市民从电视上看到，曾荫权在回答议员刁钻的问题之前，经常从西装左边内口袋里拿出一张粉红色小卡片匆匆看一眼，然后再放回去，情绪平稳了，再回答问题。人们议论纷纷：这卡片上写的是什么？ 曾荫权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粉红色小卡片上是慈善家特蕾莎修女的照片，以及一些格言、警句。这正是他对付各种批评的“法宝”。他说：“我常常带着特蕾莎修女的相片。有她和我在一起，我领悟到她的宽容精神。人们很多时候不理性，以自我为中心。不论如何，我都会宽恕他们。” 但一向很有绅士风度的曾荫权，也有生气的时候。3月1日傍晚，他在香港出席辛亥革命100周年展览活动。刚抵达现场，便有数名激进的示威者向他喊骂。很快，这些人又与警员拉扯冲撞，有一名青年示威者突然越过警方防线，撞到曾荫权胸口。曾荫权不由自主叫了一声，样子非常痛苦。但他休息10分钟后，仍然坚持出席活动。当晚，他到医院验伤，发现左胸骨与肋骨之间有一个约10厘米大小红肿的伤痕，相信是被人重力冲击而致，幸好不属内伤。曾荫权气愤地说：“香港是一个文明社会，任何人都有和平表达意见的自由。但香港人不会支持任何暴力行为。”事发后，香港各界纷纷谴责示威者，认为不应容许这种行为再次发生。 面对压力，曾荫权也有解压“秘诀”，那就是擦鞋。他说，自己“闷的时候就拿一只皮鞋出来，然后再拿出最喜欢的鞋油，慢慢地擦鞋子”。他说，自己从小跟当警察的父亲学习如何擦亮皮鞋，数十年来都是自己擦鞋。而且，自己擦鞋的功夫很是了得，可以把皮鞋擦得“好像镜子般亮”。他还和香港市民分享自己的擦皮鞋心得，比如“要有耐心，要慢慢用力，然后点一点点鞋油，逐寸逐寸磨，而且要集中精力”。 除此之外，曾荫权也喜欢通过与太太交流去减压。不过，他很多工作上的烦恼不能告诉太太，太太也没兴趣听。所以，他会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来舒缓压力。比如，早上去教堂；下班回家，先在泳池里游半小时，才外出应酬。曾荫权说：“最不好的是一个人躲在一边，不断地想以前的事，这样压力无法解除，只会走入死胡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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