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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单纯中的高贵 吴先宁 1907年7月15日清晨，秋瑾走出仅关了她三天的山阴县署牢房，走向刑场轩亭口。 她的脚上了铁镣，两手反绑，身后是几个士兵端枪警戒，两旁还有山阴县都戎府、省派练 军、山阴与会稽两县巡警弹压。与官府戒备森严、高度紧张的状态相比，秋瑾则显得平静 而从容——她身穿玄色生纱长衫，足蹬皮鞋，就像平时在街头漫步。她没有喊激昂的口 号、发临终的血誓，也没有绝望或伤感，有的只是平静和从容，以及在这种平静而从容之中 透出的难以言表的尊严和高贵。 秋瑾的革命之路，与许多男性革命者不同。最初的激发，来自于对自己婚姻的不满。 1903年的北京之行是秋瑾人生的分水岭。那一年，她的丈夫王廷钧用钱捐了个小京官， 带着秋瑾去北京赴任。他们的邻居是一位颇有文名且思想进步的女子吴芝瑛。秋瑾与吴 芝瑛一见如故，义结金兰。通过吴芝瑛，秋瑾经常看到当时出版的一些新书报，接触到一 些新思想。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神州大地危象丛生，秋瑾读了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以 后，深受感动，她称陈天华是为自己“启蒙开智”的人。她赋诗言志：“身不得，男儿列；心 却比，男儿烈。”以后，秋瑾就穿起男装，表示永不再穿清朝女服。 秋瑾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与整天热衷于官场应酬的丈夫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知己 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这是秋瑾对自己婚姻的感叹。1904年，秋瑾不顾王廷钧 的反对，冲破封建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秋 瑾所在的学校恰好与同盟会举行筹备会议的地方在同一条街上，秋瑾就是这时结识了孙 中山，她对孙中山的革命方略非常信服。此后，秋瑾的思想受同盟会政治纲领的影响颇 多。这年12月8日，陈天华投海自尽。秋瑾受到很大震动，决定立即回国，直接参加反清 斗争。 秋瑾与徐锡麟一起谋划“皖浙起义”。徐锡麟在安庆率先起事而败露后，秋瑾本来是有充裕的时间和许多机会可以脱身的。7月12日早晨，潜伏在杭州武备学堂的光复会员的密信就到了，告知浙江常备军两队官兵已经出发来绍。此时，大通学堂的学生中有人提 出即时起义；秋瑾的副手王金发则极力劝说秋瑾急速逃走，到嵊县山区躲避，以图改期举 事。但这些建议均为秋瑾所否决。她以“谋为日后之应援”为由，命令大通学堂的党人学 生全部撤离，又严词催促不愿离去的王金发赶快逃走。 7月12日晚上，秋瑾像往常一样回家。这天是秋家祭祖的日子，全家人举行了祭祖 仪式，又一起吃了晚饭，饭后，秋瑾还和家人聊了一会天。然后，秋瑾将哥哥秋誉章叫到旁 边的房间，告知他一切，并要他带家人逃走，接着烧毁了有关信札、文件、书籍。13日下午 四时左右，来抓她的士兵在大通学堂的前门胡乱鸣枪，而后门并无人包抄和把守。在这个 时候，还有不忍离去、坚决要陪伴秋瑾的学生劝她从后门乘船逃走。但是，秋瑾平静而从 容地坐在办公室里，纹丝不动。秋瑾确实是要以她自己的方式独自承当这一切，不管是出 于献身的庄严，还是要用鲜血唤醒昏睡的同胞。 秋瑾的决定绝非一时的冲动。早在1906年10月，秋瑾、徐锡麟等光复会党人在杭州 密商起义计划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必死的打算，相约埋骨西子湖畔。1907年5月，秋瑾再 赴石门向她的盟姐徐自华募集起义经费。此前，两人同游西湖时已订下著名的“西泠埋骨 之盟”。这次临分手时，秋瑾告诉徐自华，自己“已作牺牲之准备，埋骨西泠之约千万不可 失信”，徐自华慨然应允。可见秋瑾为死后的埋骨之地也已作了托付。 早在7月10日，秋瑾得知徐锡麟起义失败身死的消息后，不禁失声痛哭。她长时间 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不见人、不吃饭、不说话，没有人知道她在做什么、想什么。其实，在她当天写的《绝命词》中可以看出端倪：“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途 穷，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 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注]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 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这首词集中表达了秋瑾关于革命的理想图景。 （摘编自2015年11月24日《作家文摘》，有改动） 【注】摆仑：即英国杰出诗人拜伦。拜伦曾投身于希腊的民族解放斗争，写下许多充满革命理想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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