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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需要特别好的质量 余楠 崔健，1961年出生于一个朝鲜族家庭，父亲和母亲都是文艺工作者。崔健被誉为中国摇滚乐开山之人，有“中国摇滚教父”之称。成名曲为1986 年的《一无所有》。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崔健逐渐淡出中国歌坛，但是在2005 年一张向崔健致敬的专辑《谁是崔健》，再次证明他在中国摇滚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其实也可以影响世界，因为中国有很多话题或者主题，都是全人类共通的，所以我坚持一个原则:中国现在需要特别好的质量。各方面的质量，高质量的牛奶，高质量的房子，高质量的桥，高质量的路，高质量的文化。” 人物周刊记者日前对崔健进行了人物专访。 人物周刊:你为何选择摇滚这种西方的音乐形式，却又大量使用唢呐竹笛这些东方乐器？ 崔健:因为我们要弘扬的是自己的人性。当我们要表达自己时，发现西方乐器真的表达不出东方的那种苦涩的情感，这就是中国人的情感。就跟唱歌一样，每种语言都是一种乐器，中国人唱歌就用汉语，西班牙人就会选择弗拉明戈。他们的吉他为什么那样弹，因为他们说话就那样。摇滚为什么英语是最好的，因为每种语言都是有声音特质的。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提供摇滚发展的土壤? 崔健:如果没有商业做圆场的话，确实是这样。不管怎么样，摇滚乐是商业的，它确实具备巨大的商业能量。鼎盛时期，它最高能占到全世界整个唱片销量的76%，相当惊人的一个比例。所以它其实已经变成主流，人的天性和精神世界需要这些东西，摇滚乐应该是主流音乐。在中国也一样。 人物周刊:有人批评今天的你臣服商业，也有人认为你依然拒绝商业，实情是怎样的？ 崔健:不是臣服，也不拒绝。其实我很合作的，只不过我合作的形式有个比重的问题:就是当我的艺术和原则都能坚持的情况下，我可以放弃一些东西，但我不可能上来就先放弃这些东西。比如我的演唱会，全是自己做，全是我自己的作品，而且我们那个包装形象，全都是独控的，没有任何团队在给我们操作，等于是自己宣传自己。不是完全仰着某个经纪人公司，或者某个唱片公司的一大帮人，他们在我们这儿没有话语权。我们为了配合，也是为了宣传演出，所以我应该尊重我们的团队，这么辛苦地去安排。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形式存在，是有它特殊性的。 人物周刊:从今年开始，观众已经能够在电视综艺节目上看到你。之前你一直抗拒电视，现在你是什么态度? 崔健:现在电视的播出团队不行，音响、调试团队要求也不高，最后播出的片子也是剪辑处理过的，只有《中国好声音》是在真唱，真唱才有那种效果。他们的乐队达到的水平挺高，投入也够大，像这种摇滚多的话，就能养活一帮高水平的音乐家，之后就能开始良性竞争了。高水平的音乐家、高水平的调音师、高水平的灯光师、高水平的导演、高水平的剪辑，这就是良性竞争的诸多要素。也许将来我会出创意，合作电视摇滚的节目。 人物周刊:再听到“摇滚教父”的称号，你会是什么感受? 崔健:我愧对这个称号，因为我觉得我的作品太少。我出专辑慢，因为我的作品不是流水线的。我给自己最大的一个压力就是要一直提高作品质量，因为我较劲较得太狠，其实我应该放弃一些，我担心有一天我累了的时候，我想做的做不完了。我很怕自己的体力不够，其实制作是个耗费巨大体力的工作。我需要的是一个很好的制作人，中国优秀的制作人全都做流行音乐去了，做摇滚的都没经验，还特难找。从国外请的话，把声音做得特别漂亮可以，但我发现又失去了我的力量。要找到符合我声音的这个人，特别难。 人物周刊:在今天，你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崔健:肯定还是自身。这个时候，要挑战的东西很多，你要挑战市场的承受力，你要挑战政策的承受力，你还要挑战这个组织的承受力。对自身的挑战，其实是每天都有的。你会发现，你对乐队的管理，一样非常有挑战性。因为人越多，矛盾也越多。不光是一些名誉上的争风吃醋，同时还有兴趣上的。最后，你还得来个民主集中。应对完这些挑战，你才能在激烈竞争中赢得一个有含金量的话语权，当然也是真正的话语权。 人物周刊:所以，你希望自己一直是那个打井的人? 崔健:对，这种东西是我有兴趣的。如果我没有兴趣干这事儿，观众一下就看出来了，我音乐的价值就会跟很多人一样，变成单纯给人服务。其实这种机会有的是，就是别人跟我签约。当年我刚写完《一无所有》，就有人来跟我联系说给我多少多少钱，完了几年出一张唱片。但这有什么意思呢? 我就觉得工作就是很大的乐趣，我很高兴，我也没有那么紧张。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 年 10 月，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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