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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傅雷 李景端 2008年是我国现代杰出的文学翻译家傅雷(1908-1966)一百周年诞辰。回顾傅雷坎坷的58年人生，他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傅雷一生翻译了33部文学名著，各种中译本累计发行近千万册。就介绍法国文学来讲，翻译数量之多，译文特色之鲜明，译作影响之大，至今无人能出其右。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曾在世界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读者，正是得益于傅雷等翻译家的译笔，接触和领略到巴尔扎克等法国名家的旷世名著。 傅雷以自己的翻译实践所形成的翻译观，丰富了中国的翻译理论。他以自己独有的美术史家的眼光，认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主张两种文字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强调翻译之前，要“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译事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他还特别提出了“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作为译文的美学要求，不拘泥于文字的形式对应，主张“采用西洋长句，创造中国语言，加多语法变化”，“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正因如此，形成了独特的翻译风格，以至被译界誉为“傅雷体华文语言”。 傅敏在评论傅雷时说：“父亲一生都在追求‘perfect’(完美)。”傅雷确实是位完美主义者，随便什么事，一到他手里，悉概如此。搞翻译，他要求自己：“事先熟读原著，不厌求详，尤为要者。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为了吃透原著，他十分重视搜集资料，做好研究。译巴尔扎克作品时，他请法国朋友买来一大批巴尔扎克研究材料，并做了大量笔记，以至睡觉“都做巴尔扎克的梦”。他坚持苦练翻译基本功，他的法文基础本已相当扎实，在译《幻灭》时虽已53岁，还是先把全书750余页法文中的一千一百多个生词挑出来，每天发狠温习三四百个，并以此与儿子傅聪日练钢琴相勉励。为译好《高老头》中的土语，他特意买了厚达五千余页的《国语词典》，潜心研究南北方言的差异。对有疑难的作品，他坚持先试译，自挑毛病。译《高老头》时曾反复推敲，三次重译。《贝姨》译出后，他发现把蓝衣译成绿衣，注释也错了，连忙在《高老头》重译本的序言中做了自我批评。据傅敏的回忆，已被人们公认为优秀译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自己仍不满意，以至“后来连看都不敢看”，甚至要把第一次的译本烧掉。 前些年随着《傅雷家书》的问世，使人们对傅雷的思想、人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傅雷感情热烈，视野宽广，喜欢议论国家大事，社会上许多情况都知道，算得上“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他为人刚毅秉直，不平则鸣，敢说真话。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50年代文化部沈雁冰部长主持召开全国翻译工作会议时，傅雷虽未出席，但却提交了万言书，不避得罪人之嫌，列举了文学译作中种种错译不当之处。后来有人对其中某些材料表示质疑，他能很快指出错在哪本书哪一页哪一段，原来他平时非常关心和研究市场出现的译作，所提的材料都有根有据。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也是出于爱护之心，就翻译、出版、美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写了十几封意见书，不料竟因此被划为“右派”。“摘帽”后他不改初衷，依然诚实待人，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有一次他替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艺术哲学》，编辑对译文提出了一些意见，这本是很普通的小事，可是傅雷却相当认真地写了很长的书面答复，明讲哪些可以接受，哪些不能接受，道理是什么。在那个年代，有如此勇气坚持讲真话，这可不是轻易的事情。 傅雷强调的一种哲学观——“通”。他说：“为学最重要的是‘通’，‘通’才能不拘泥、不迂腐、不酸、不八股；‘通’才能培养气节、胸襟、目光；‘通’才能成为大，不大便不博”。傅雷这番话本是针对引故学问讲的，其实放大到他的为人处世，同样是适用的。据傅聪回忆，傅雷非常崇尚“希腊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所强调的是平衡、自然的发展”。我想，傅雷所追求的“通”和“平衡”，也就是倡导对话与和谐的一种境界。 傅雷曾坦言“得失成败尽量置之度外，只求竭尽所能，无愧于心。”傅雷正是把这种竭尽所能、讲求奉献的信念，不仅融入了自己的译著，更体现在自己毕生的言行之中，并以不惜性命的巨大勇气实现了人格的升华。杨绛先生说过“傅雷的严肃认真，在前辈学人中有口皆碑，他在选择翻译作品时也是极为慎重的。作为一位翻译大师，自身特有这崇高的学术品格，也正是这种品格的照射，使他的译著时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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