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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这个时代最惦记的隐士 苏东坡有诗：“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北京三里河的国务院宿舍区，是杨绛居住了37年的地方。院子外国务院部委云集，院子里满是翻新外墙的脚手架，103岁的杨绛静悄悄地隐身在一片喧闹中。 前几年，院子里的邻居还能见到杨绛，她散步、锻炼，尤其喜爱跟小孩子玩玩。近来，邻居也少见她了。杨绛的“隐”并非因为年岁高了，而是她习惯了。“钱钟书先生在时，他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朱虹说，“很难把他们同整天跑这个会那个会，到处演讲的‘专家’联系起来，他们跟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杨绛，一向温厚幽默，但容不得假与恶，尤其容不得对丈夫钱钟书的任何冒犯。去年，她做了一件全社会关注的事——通过法律程序，紧急叫停某拍卖公司对钱钟书、钱瑗以及自己的私人信件的拍卖，并且在今年4月最终打赢官司，获得20万元赔偿。她当然不是为了赔偿，而是为了守护已故的丈夫和女儿。 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 1938年，杨绛一家三口乘坐海轮，从欧洲回国。她与钱钟书都晕船。一次大风浪中，杨绛突然悟出不晕的办法：船身倾斜厉害，舷窗外，一会儿全是水，一会儿全是天，波动幅度大，人自然会晕；她教钱钟书，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而以船为中心，让自己随着船倾斜，这样永远头在天之下，脚在水之上，不波动了。钱钟书照做，果然不晕了。他说：为人之道也如此。 归国后，抗战、内战、“文革”、改革开放……每一次，杨绛都拿出了当年“不晕船”的见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大多面临生活的艰难。一部分人在利诱之下做了汉奸，另一部分坚持抗日的，过着颠沛流离、入不敷出的生活。前者杨绛绝不会做，后者杨绛又不能做。钱钟书是书生本色，不擅生计。为了让钱钟书和女儿过稍微体面的生活，她当过中学校长，给富商小姐做过家庭教师，也做过小学代课教员。后来，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北区小学，杨绛立即辞职，跟随几个朋友创作剧本，解决家里营生。 1941年，钱钟书回到上海。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这便是《围城》。为支持钱钟书的写作，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又辞掉女佣节省开支，自己包揽所有家务，劈柴生火做饭。杨绛不抱怨，心甘情愿做“灶下婢”。钱钟书每写完一章，她都先读为快，读完又急切地等待下一章。 抗战后期，物资更为匮乏，杨绛不得不精打细算。比如烧煤，煤球里泥掺多了，烧不着；掺少了，又不经烧。为了省煤，杨绛自己和泥，把炉膛搪得细细的。有一次煤厂送来300斤煤末子，杨绛如获至宝，掺上煤灰自制煤饼，能抵四五百斤煤球。她还负责买菜、洗全家人的衣服。钱钟书的婶婶见杨绛一位千金小姐，在家什么粗活都干，很是感慨，对杨绛说：“你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钱钟书小名)是痴人有痴福。”后来，公公病重，问婆婆：“我死后，你跟谁过?”婆婆说：“跟季康（杨绛字季康）过。”杨绛之贤，由此可见一斑。 1998年12月19日凌晨，钱钟书身体状况很不好，医生连忙通知家属。杨绛赶到床前时，钱钟书已经合上一只眼，还睁着一只眼等待妻子。杨绛帮他合上眼睛，轻轻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如今，“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她最终逃向了世上最难的学问——古希腊语哲学读本、柏拉图《对话录》中的 《斐多》，一头扎进去，忘记自己。2000年，中译本《斐多》出版，被称为“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学译本”。 之后，在那张钱钟书曾伏案工作的写字台上，杨绛完成了整理钱钟书学术遗物的工作。2003年出版3卷《钱钟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2011年出版20卷《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 现在，还有100多册外文笔记等待整理出版。一位103岁的老人，仍在坚韧地、静默地“打扫现场”。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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