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要读金克木 李海华 金克木是著名的“燕园四老”之一(另三位是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老固老矣，却是老当益壮老而弥坚，文章写得一发不可收，直到去世前一个多月还给出版社寄去了一篇《倒读历史》。据《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记述，从金府辞出，老人送到门口，扶着门框还要说上半小时。《读书》每月只能发他一篇文章，但老人一寄就是四五篇——他有太多的话要说了。好在杂志发之不及，还可以编书刊行，因此我们也就有幸一本接一本地读到金先生的书。 对金克木的学问和成就的评价，就连陈平原这样的学问大家对此也颇为踌躇。据陈在《“〈读书〉时代”的精灵》一文中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收获》杂志准备集中发一批金克木的文章，另加万把字的评述，考虑到能兼及金氏的文与学的，陈平原比较能够胜任，但陈在拜读了金氏的二十余种著作后乃废书长叹，跑去跟金说不干了，原因是像《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梵佛探》这类书，他“只能焚香拜读，根本无力评判”。 金克木的散文到底好在哪里？一是金先生祛除了我们在读书上的焦虑，一是金先生的热衷“猜谜”让人触摸到了他的家国情怀。前者是为解惑，后者是为传道。 金克木“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整日“在中外古今的文化思想中旅行”，兴趣广泛到令人吃惊。对于我辈读书人来说，最感惶惑的就是置身“信息爆炸”的时代，书如雪片般漫天飞舞，读不胜读，金先生却写了一篇《“书读完了”》，认为就文化经典来说，无须“皓首”即可“穷经”，只需选读最紧要的部分，再佐以大家的指导，也就算是“有文化”了。当然，金先生这里是就基本教育来说的，目的只在求得常识。一般来说，人们都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才去读书的，目标一旦明确，也就没有汗漫无归之忧了。如果有人立志成为博学鸿儒，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读书不是目的，博学也不是目的，只有为着解惑的读书才有“求X得X”的幸福。有些为稻粱谋而读书的人，或者说是“专业读书人”，自然难免把一本本未读的书当成是一双双讨债的眼睛，但金先生又告诫要“转苦为乐，把包袱改成垫脚石”，因为“‘学而时习之’本来是‘不亦说乎’的”。事实上金先生读书完全是为了“猜谜”，而不是为读书而读书的，因此心态也就非常平和。他早年做过一段时间的图书管理员，出于对借书人所读书目的好奇，便按照借书人的“指引”去看书，但这么做的目的是“只想知道一点所不知道的，明白一点所不明白的，了解一下有学问的中国人、外国人、老年人、青年人是怎么想和怎么做的”，而“完全没有想到要去当学者或者文人”。 金克木读书无数，自然是乐在其中，但似乎不能说老人看书只是享受“老来乐”，前文已说过他是为了“猜谜”。在金氏看来，“宇宙、社会、人生都是些大谜语，其中有日出不穷的大小案件；如果没有猜谜和破案的兴趣，缺乏好奇心，那就一切索然无味了”。“猜谜”不全然是娱乐自己考验智力，还有着深沉的情怀寄寓其间。“到七十年代末，我重新开始看书时，才回顾刚刚经历过的又一次‘大革命’。为什么这一次要标出‘文化’招牌呢？文化到底指什么？……‘文化’成为谜。这时我已有闲暇，于是从略有所知的文化人类学开头看外国书刊。……随手写下一些围绕这个问题的文章。自己知道不过是对文化猜谜。这样说不通，再换一条路子。”与其说金先生是在寻找文化的内涵外延，不如说他是在试图寻找历史“文化迷局”的根源。实际上，在金氏看似轻松的文字背面，往往都浸透着老人的深重忧思。针对中国历史编纂出现的断层现象，金先生指出：“假如中国历史断层总是由外国人来补，这只怕是不可不注意的。本世纪(20世纪)初，据说日本人预言过，中国人学中国学要到外国去，这不会成为事实吧？” （选自《南方都市报》，有删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