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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可染先生 黄永玉 可染先生逝世了，离开他那么远，我根想念他，为他守几个钟头的灵，和他告别，看一眼他最后的容颜，不枉我们友谊一场。唉！可惜办不到了。 他比我大十六岁，也就是说，我回北京二十八岁那一年。他才四十四岁。那算什么年龄呢？太年轻了。往昔如梦，几乎不信我们曾经在那时已开始的友谊，那一段温暖时光。 1953年，我带着七个月大的黑蛮，从香港回到北京。先住在北京沈从文表叔家。不久，学校就已经给我安排好住处。那就是我将安居十年左右的大雅宝胡同甲二号。 第一个到新家来探望我们的就是可染夫妇。一群孩子——二三十个大小不同的脸孔扒在窗口参观这次的探望。他们知道、有一个从香港搬来的小家庭从今天起将和他们共享以后的几十年的命运。可染夫妇给我的印象那么好！ “欢迎你们来，太好了！太好了！没有想到两位这么年轻！太好了！太好了！刚来，有什么缺的，先拿我们的用用！——你们广东人，北京话讲得那么好！” 我说：“她是广东人，我是湖南人。” “好！好！我们告辞了，以后大家在一起住了。” 北京东城大雅宝胡同甲二号，是中央美术学院教员宿舍。我们的院子一共是三进，连起来一长条，后门是小雅宝胡同。中院第一家是我们。后院东南西北紧紧4排房子。不整齐的砌砖的天井夹着一口歪斜的漏水口。南房一排3间房子，两间有高低不平的地板，一做卧室，一做客厅；另一间靠东的水泥地的窄间是画室，地面有两平方尺的水泥盖子，过去是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藏发报机的秘密仓库，现在用来储放大量的碑帖。每间房的南墙各有一扇窗，透过客厅的窗可看到中院我栽的葡萄和一切活动。这就是李可染住了许多年的家。 大雅宝甲二号的夜晚各方面都是浓郁的。孩子们都躲进屋子，屋子里溢出晚饭的香味，温暖的灯光混合着杯盘的声音透出窗口，院子里交织着甜蜜的影子。这是1953年，春天。 和可染先生夫妇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今年年初的一个什么会上。我给了他几枝英国水彩翥石颜料，这东西画人物皮肤很见效，比眼前的中国颜料细腻。他一直是相信我的话的，但没有机会听到他说是否好用的消息了。 “文革”以后除了被国家邀请与作人、淑芳先生夫妇，可染、佩珠先生夫妇，黄胄老弟夫妇住在一个好地方画任务画之外，记得只去过可染先生家一次。为什么只一次？只是不忍心。一个老人有自己特定的生活方式、创作氛围，一种艺术思路的逻辑线索。不光是时间问题。客人来了，真诚地高兴；客人走了，再回到原来的兴致已不可能。不是被恶意地破坏，不是干扰，只是自我迷失。我也老了，有这种感受，不能不为他设想。 不过十年以来，倒是在我们家有过几次聚会。那是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国外，放暑假回家，请伯伯、伯母们吃一次饭。照例约请可染夫妇，作人夫妇，君武夫妇，苗子、郁风夫妇，丁井文老兄，周葆华老弟，间或木刻家李少言兄和一些偶然从外地来的好朋友。梅溪做的菜在诸位心目中很有威信。大家一起也很好玩，说笑没有个尽头。到了晚上九点十点，车子来接他们回家了，都不情愿走，可染和作人两位老人还比赛划拳，谁输谁先走。一次杨凡老弟恰巧也在，照了不少相片。 “世上无不散的筵席”。孩子都长大了，伯伯、叔叔们一天天老去，虽明白这是常规常理，却不免感慨怆然。 和可染先生夫妇多次谈到大雅宝胡同的每一件零碎小事，他们都那么兴奋，充满快乐的回忆，说我的记性好，要我快些写出来。当然，他们是希望通过我的回忆重温那一段甜美的生活的。我答应了，我以为可染先生会起码活到九十岁，“仁者寿”嘛！不料他来不及看我的这些片段了。惟愿有一天把这篇文章祭奠在他的灵前……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不是一个画派，是一圈人，一圈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老的凋谢，小的成长，遍布全球，见了面，免不了会说：“我们大雅宝”如何如何……大雅宝于今“走”的老人多了！苦禅、希文、袁迈、尚人、常浚、布文，现又添了个可染。 听说佩珠栽的那棵红石榴树已经长成了大树。四十年过去，经历了那么多的忧患。恐惧能使生命缩短，难怪“文革”那些不幸的日子觉得过得快。其实，“四人帮”垮台之后的日子也快。那是我们解放以来从来未有过的真的笑，真的舒坦的好日子。树若有知，会记得这段漫长的甘苦的。 （选自《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安魂祭》，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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