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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做过一项实验，他匿名发表了两部小说以测试声誉的魔力。在这两部小说中他故意采用了不同以往的写作风格，以便读者不会把他的名字（即声誉）与那作品联系起来。经此试验，他发现，在艺术界中声誉的威力已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我不可能立刻诱导读者阅读我写的小说，除非我给出它时标上我的名字。”可以看出，声誉与现代语境下的艺术界——即一种充分体制化的艺术界密切相关。 从这个角度来说，那种所谓流传千古的声誉便只是传统美学的一个集体幻象。它其实是随着现代艺术体系的建立而诞生的特定现象。声誉现象随着文艺复兴时期的桂冠诗人、传记文体等文化现象的出现而形成，并具有其历史性和文化特殊性。在声誉的建立中，艺术家扮演了一个极为关键的角色。在现代艺术界体制建立之初，他们凭借优异的能力创造出作品，并赢得了公众对他及其作品更多的关注。 然而，如果把声誉现象放置在艺术界框架中加以讨论，那么，声誉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艺术界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格拉迪斯·恩格尔·兰以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的英美蚀刻画家为分析对象，讨论了声誉是如何确立、维系、甚至失去的。他指出，不仅声誉的确立是诸如艺术机构、专家协会等彼此合作的产物，而且声誉的维系也依赖于各种外在于艺术家的力量。艺术家的声誉是否持久，甚至在其去世之后依然能得到流传，这依赖于一系列的对其作品创作及流通记录的保存与收集，这样后世之人才能方便地辨识出其作品。 与声誉相比，“信仰”似乎是艺术界中一个更为玄妙的存在。它更为抽象，更受到人群的信任。然而，所谓信仰又与声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信仰总是以各种形式的声誉来实现它最初的资本积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声誉总是有效地进入艺术界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并且为信仰的生产提供了一种持续而又易于接受的形式，尤其在为信仰构建一种非反思性集体凝聚力方面，声誉可谓功不可没。在《凡·高的影响》一文中，作者纳塔利·海涅克给出了一个有趣的陈述，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声誉向信仰转化的那一过程。凡·高是如何成为一个圣者的？这要六个步骤才会发生：他的作品变得不可思议，他的生活成为一则传奇，他的命运成为一出绯闻，他的绘画被拿出来销售和展览，他所曾踏足的地方成为遗迹，而他所触摸过的物品皆为纪念物。 从这个角度看来，文学场或是艺术场存在着一处独特的机制，即信仰。我们所认为的艺术品的某种意义和价值，我们将艺术品视为“艺术品”的眼光，都是基于我们对某种艺术观念的信仰。艺术场中所有的一切几乎都与“信仰”有关，这既包括了我们对艺术品以及审美经验的种种看法，对天才艺术家权威的毋庸置疑的信任，对艺术场所遵循的“为艺术而艺术”原则的信仰；也包括了对艺术商人、艺术评论家等人有能力发现天才、鉴定艺术品价值的信任；包括了对艺术场中各种认可机构的信任等等。信仰并非单纯针对某些“艺术界名人”或是某些组织，而是存在于整个艺术场体制中。 （选自殷曼楟《论现代艺术体系下的声誉与信仰》，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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