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人可以像秋天的大雁每年从北方飞来南方过冬一样有信，往事却似春梦一般留不下一丝痕迹。 [出自] 宋 苏轼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 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注释： 元丰二年己未（1079），公年四十四。八月十八日赴台狱。十二月二十九日，准敕，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三年庚申（1080）二月一日，到黄州贬所，寓定惠院。五月二十九日，家累到黄，迁居临皋亭。1081年正月二十日，往歧亭访陈慥，潘丙、古耕道、郭遘送至女王城东禅院。元丰五年（1082），公年四十七。正月二十日与潘、郭出郭寻春，和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诗。元丰六年又有和作。女王城在黄州城东十五里。初，春申君相楚，受淮北十二县之封，盖“楚王城”之讹耳。 人似，纪昀评：“深警”。有三层意思，一层指去年之事，去年之人；二层指如今之人，往日之事层；三层说人生当重人不重事，事经已过不须提，而人有情有信，且常变常新，所以要重人。 江城，酽，温，俱见人情，亦是“道人不惜阶前水”之意，平淡有味。 故人，意谓朋友们不用可怜他的贬斥而设法把他内调。 译文 春天的东风还不肯吹进东面的城门，我和你们二人已经骑着马出城去寻找去年我们游玩过的村落了。人就好像秋天的大雁一样，来去都会有音信痕迹可寻。可是往事就好像春天的一场大梦一样，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让我们去江城边上的酒馆，喝上三杯酒家自酿的好酒吧。这里的民风淳朴，乡间的老人会用饱经沧桑的脸孔上温暖的笑容来欢迎你的。我们已经约定了，每年春季的时候都要出东门踏青，所以，我的老朋友们啊，你们就不必因为此事担心挂念了。 赏析： 此诗作于元丰五年（1082）。正月二十日，对苏轼似乎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他从御史狱出来被贬逐去黄州途中，过麻城五关作《梅花》诗二首，正是元丰三年正月二十日。那两首诗，都在借“半随飞雪度关山”的梅花形象，流露出一股淡淡的哀怨凄凉之感。到黄州次年，即元丰四年“正月二十日，往歧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为此作七律一首，末两句说：“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正是指上一年所作的《梅花》诗。再过一年，又是今日，苏轼又作本诗，颇有乐在此间的味道。再往后追述，元丰六年，苏轼写定《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前后三年连续复写，表现了诗人身处逆境而能超然旷达并最终执着于现实人生的精神境界，正是苏轼高不可及之处。 苏轼写此诗时，他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垦辟东坡；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黄州新交朝夕相从的潘丙、郭遘。今天正月二十日想起去年的朋友送出城，突然感觉到春意袭来…… 此诗作于元丰五年正月二十日，而前年、去年以至元丰六年的同日，苏轼均有类似诗作，可见这一天对苏轼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首诗，表现了诗人身处逆境而能超然其外的乐观主义精神和旷达洒脱的情怀。颌联言人如鸿雁又应时而到此地，但旧日游处之事恰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再无一丝踪迹可求。该联承上启下，鲜明地道出了诗人的人生感慨。 首句起笔就是设想去年的“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当然是这位信使先自东门而入；现在城居的苏轼一点感觉也没有，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呢？妙在不言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的吗？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纪昀评曰：“三、四深警”。人如候鸟，感信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斯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似乎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了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去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相送，春涌心头；今年出郊寻春，又有潘、郭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前的困境。 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指宋玉以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起复奔走。最后这两句是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召我还京多操心。 纵观苏轼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遂使他一生陷于三十多年的灾难之中，但他仍是“随缘自适”。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不知不死而贬去黄州，简直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不必坠。”后人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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