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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河曲 李益 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 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 汴河怀古 皮日休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教多。 [注]①汴河：即通济渠，隋炀帝时开挖的大运河的一段。 ②隋家：隋王朝。③水殿龙舟：当年隋炀帝出游时所乘坐的船只。 ④不较多：差不多。 ⑴两首诗都以“汴河”为题材，但所写的重点不同，抒发的感慨也不同，请作简要分析。（4分） ⑵这两首咏史诗的表达方式各有侧重，请分别加以说明。 答： (1)李诗重在通过叙写汴河春色和隋宫的荒废，抒发了对隋王朝衰亡的感慨（喻伤今之意）。皮诗看似为汴河洗刷“罪名”，实则巧妙地对亡国之君进行了强烈的斥责。 (2)李诗以描写为主，触景生情；皮诗以议论为主，欲夺故予，角度独特。(意思对即可。) 解说：《汴河曲》第一句就是景物描写，曾经是隋朝宫殿的地方，现已经长满杨柳，着重表现的是昔盛今衰之情。《汴河怀古》以议论起笔，从通常所说“隋亡为此河”说开，认为隋炀帝南巡，仅就开通大运河而言，他的功劳不次于治水的大禹。 汴河曲 鉴赏 怀古诗多从眼前历史遗迹起兴，以今昔盛衰立意，在抒写历史沧桑感之中寄寓某种现实感慨。该篇即为典型的诗例。题内“汴河”，指隋炀帝开凿的通济渠。指隋炀帝所开的通济渠的东段，即运河从板渚（今河南荥阳北）到盱眙入淮的一段。当年隋炀帝为了游览江都，前后动员了百余万民工凿通济渠，沿岸堤上种植柳树，世称隋堤。还在汴水之滨建造了豪华的行宫。这条汴河，是隋炀帝穷奢极欲、耗尽民膏，最终自取灭亡的历史见证。诗人的吊古伤今之情，历史沧桑之感，就是从眼前这条耗尽民膏，成为亡隋历史见证的汴河发兴的。 开头两句以汴水长流与隋宫化尘作鲜明对照。汴水悠悠东流的形象，本来就容易引发对悠悠时间之流的联想，缀以“无限春”，更使这条流贯无数春秋的汴水，带上某种象征色彩，而且唤起汴水两岸春色无限的联想；而象征着隋代腐朽统治和豪奢生活的隋宫，却已荒废颓败，只剩下断井颓垣供人凭吊了。两相比照，正见出自然永恒、人世沧桑、豪华如烟、历史无情。而隐含在这种历史沧桑感中的深层意蕴，则正如刘禹锡《金陵五题·台城》所说：“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末两句转从隋堤杨柳抒发感慨。柳絮春风，飘飞如雪，原是骀荡春光的标志，但眼前这汴堤杨柳，却联结着隋代的兴亡，历史的沧桑，不免惹人欷歔慨叹。当年炀帝沿堤植柳，本为南游装点风光，到头来它却成了荒淫亡国的历史见证。那随风飘荡的杨花，在怀着历史沧桑感的诗人眼里，仿佛是隋代豪华消逝的象征（杨花与杨隋构成一种意念上的关系，容易使人产生由彼及此的联想）。不过更使人感怀不已的，或许是这样的现实；尽管隋鉴不远，覆辙在前，但当代统治者却并没有人从亡隋历史中汲取教训。在“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这种强烈深沉的感伤中，分明隐现着衰颓时世的面影。 怀古与咏史，性质相近易混。但咏史多因事兴感，重在寓历史鉴戒之意；怀古则多因迹起情，重在抒历史沧桑之慨。前者实而后者虚。将李益这首诗跟题材相近的李商隐《隋宫》七绝略作对照，便不难看出二者的差异。《隋宫》抓住“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这一典型事例，表现南游的奢靡浪费，从而寓含奢淫覆国之戒；《汴河曲》则只就汴水、隋宫、长堤、柳树等带有沧桑感的物象虚加点染咏叹，抒发今昔盛衰之慨，吊古伤今之情。借用杜诗来概括，可谓一则“举隅见烦费”，一则“引古惜兴亡”。 汴河怀古 鉴赏 汴河，亦即通济渠。隋炀帝时，发河南淮北诸郡民众，开掘了名为通济渠的大运河。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入黄河，经黄河入汴水，再循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运河故道引汴水入泗水以达淮水。故运河主干在汴水一段，习惯上也呼之为汴河。 第一首诗描述了隋炀帝游览扬州的豪华船队以及大运河的地理环境，诗中隐含了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的历史事实。第二首诗第一句从隋亡于大运河这种论调说起，而以第二句反面设难，予以批驳。诗中说：很多研究隋朝灭亡原因的人都归咎于运河，视为一大祸根，然而大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显著改善，对经济联系与政治统一有莫大好处，历史作用深远。用“至今”二字，以表其造福后世时间之长；说“千里”，以见因之得益的地域之辽阔；“赖”字则表明其为国计民生之不可缺少，更带赞许的意味。此句强调大运河的百年大利，一反众口一辞的论调，使人耳目一新。这就是唐人咏史怀古诗常用的“翻案法”。翻案法可以使议论新颖，发人所未发，但要做到不悖情理，却是不易的。大运河固然有利于后世，皮日休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开河这件事的。当年运河竣工后，隋炀帝率众二十万出游，自己乘坐高达四层的“龙舟”，还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此外杂船无数。船只相衔长达三百余里，仅挽大船的人几近万数，均著彩服，水陆照亮，所谓“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其奢侈糜费实为史所罕闻。第三句“水殿龙舟事”即指此而言。作者对隋炀帝的批斥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他并不直说。第四句忽然举出大禹治水的业绩来相比，甚至用反诘句式来强调：“共禹论功不较多？”意思就是，论起功绩来，炀帝开河不比大禹治水更多些吗？这简直荒谬离奇，但由于诗人的评论，是以“若无水殿龙舟事”为前提的。仅就水利工程造福后世而言，两者确有可比之处。然而“若无”云云这个假设条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极尽“水殿龙舟”之侈的炀帝终究不能同躬身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相与论功，流芳千古。故作者虽用了翻案法，实际上为大运河洗刷不实的“罪名”，而炀帝的罪反倒更加实际了。这种把历史上暴虐无道的昏君与传说中受人景仰的圣人并提，是欲夺故予之法。说炀帝“共禹论功不较多？”似乎是最大恭维奖许，但有“若无水殿龙舟事”一句的限制，又是彻底的剥夺。“共禹论功”一抬，“不较多”再抬，高高抬起，把分量重重地反压在“水殿龙舟事”上面，对炀帝的批判就更为严，谴责更为强烈。这种手法的使用，比一般正面抒发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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